馮志（1923年7月15日－1968年11月2日），原名馮祿祥，河北靜海（今天津市靜海區）人，中共黨員，當代作家。1938年春，馮志參加呂正操將軍領導的新四軍（八路軍第三縱隊），歷任勤務員、警衛員、班長等職。1947年，他進入華北大學中文系學習。后來，馮志擔任《河北日報》記者，河北廣播電視臺編輯和記者，文藝部副主任。自1945年起，他開始發表作品。1962年，馮志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他的主要作品包括長篇小說《敵后武工隊》《保定外圍神八路》《英雄連長王志杰》《神槍手謝大水》等。馮志的作品富有傳奇性，充滿生活氣息和濃郁的地方特色。
人物經歷
早年經歷
1938年春參加呂正操將軍領導的冀中抗日人民自衛軍(八路軍第三縱隊)，曾任勤務員、警衛員、班長、排長、武工隊小隊長、文工隊長、劇社社員。
教育經歷
1947年到華北大學中文系學習。
工作經歷
后歷任《河北日報》記者，河北廣播電視臺編輯、記者、文藝部副主任。
寫作經歷
1945年開始發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個人生活
家庭生活
健康狀況
1968年11月2日去世，年僅45歲。
個人作品
著有長篇小說《敵后武工隊》，中篇小說《保定外圍神八路》。
特寫《英雄連長王志杰》、報告文學《神槍手謝大水》、通訊《團結模范高永來》
《前線文工隊》、《地下游擊隊》、《成長曲》三部長篇小說的初稿
社會評價
保定作家群第一代作家。
作家生涯
1923年7月出生于河北靜海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自幼父母雙亡，家境貧寒，只讀過4年小學。“七七事變”爆發后，離開了子牙河畔的家鄉，在冀中九分區參軍，個子還沒有一桿槍高的小馮志被分配到政治部首長伍輝文身邊當警衛員。對于馮志來說，伍輝文是領導又是戰友，像慈母又像嚴父。他經常給這個機靈的“小鬼”講紅軍長征的故事，講革命的道理。在部隊的大熔爐里，馮志迅速成長起來，16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言傳身教
馮志就被選為黨小組長。小組里5個人，除他之外都是部隊領導。一開始，馮志工作畏首畏尾的，真不知道這個小組長該怎么當。伍輝文看出了馮志的顧慮，對他說：“在黨內，沒有警衛員、首長之分，看到我們有什么缺點你就批評，需要我們做什么工作你就分配。在黨的小組會上，你是領導，我們都服從你。”對于自己的話，伍輝文身體力行。黨小組開會，他按時參加；黨小組分配的工作，他認真完成。首長與普通戰士間親密無間的感情，讓從小失去父母的馮志感受到了從未體驗過的幸福與溫暖。工作之余，他也不再那么拘謹，常和首長拉拉家常。馮志知道，伍輝文8歲就給地主放牛，十幾歲就當了中國工農紅軍，沒上過學。可是，拿起筆來寫文章也很漂亮。有一次，他忍不住問伍輝文：“首長，怎么才能寫出一手好文章呢？”伍輝文說：“咱們八路軍就是個大學校，要一邊打仗，一邊學習，只要肯鉆研、肯用心，就能做到文武雙全。”從此之后，馮志學文化的積極性更高了。在當時的艱苦條件下，能看到一本書不容易。伍輝文就四處找書讓他讀，還輔導他寫心得，寫日記。若要追溯馮志寫作的源頭，可以說，記日記就是他最初的寫作練習，而伍輝文便是啟蒙老師。剛開始時寫的日記就像流水賬，提筆無非起床、上操、開飯、工作，最后熄燈睡覺。伍輝文看了，教導他：“日記要寫工作、生活、學習中有感受的事。比如，我們打了勝仗，繳獲了許多武器，你怎么想？日寇飛機轟炸村莊，群眾受了損失，你又怎么想？把這些感想寫下來，有趣的事還可以寫成快板、瑞安鼓詞。這樣堅持下去，日后翻出來，能看到自己成長的腳印、思想的變化，很有意思。”后來，馮志辦機關墻報，他手里的稿件，伍輝文都會幫助修改，還給他耐心地講解：這地方為什么要改，不改有什么毛病。面對首長一字一句、手把手的悉心教導，馮志感激之余也暗下決心：一定要像首長那樣努力學習，既要學會拿槍打敵人，也要學會拿筆寫文章。
回憶
導演馮剛是馮志的小兒子，說起當時武工隊的組成，馮剛不禁為自己的父親深感自豪。“能參加武工隊的都是部隊里的骨干，首先必須是班以上干部，第二必須是共產黨員，還得有作戰經驗。作戰范圍在保定市外圍，包括清苑區、蠡縣、高陽、博野縣、徐水區等地。武器裝備也很精良，大隊總兵力在80人以上，一個小隊20多人，配備一挺輕機槍、一個擲彈筒、四支沖鋒槍，十幾支馬步槍，外加每人一支駁殼槍。所以說，這支隊伍不同于一般的抗日武裝組織或游擊隊，是一支精銳部隊。因為環境惡劣，他們的工作開展起來十分艱難。父親曾說過，在這種地區執行黨的政策，必須做到一步一個腳印，絲毫不能含糊。不然，不僅自己完不成任務，給黨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還很有可能會被敵人吃掉。”
作為馮志最疼愛的小兒子，馮剛幼時常坐在父親膝上，纏著他講當年那些驚心動魄的戰斗故事。“有一次父親到軍區開會，回來的路上和日本鬼子狹路相逢，他閃身鉆進路邊一堆麥秸垛里。鬼子過來用刺刀一個個挑那些麥秸垛。父親感覺鬼子到跟前了，抬起手中的駁殼槍扣動了扳機，誰知這一槍竟沒有響，而鬼子竟也沒有挑這個麥秸垛，轉身走了。父親事后一看，原來槍被麥秸稈卡住了。這真是奇跡般地逃過了一劫。”機智、勇敢、沉著，是馮剛兄弟們眼中的父親。馮剛說：“戰斗生涯也給父親留下了許多‘紀念’，他的左鎖骨曾在白刃戰中被刺刀挑斷，左手食指被扎殘，頭部、胸部也都曾中過彈。但父親都一次次挺了過來，并帶領武工隊員們拔炮樓，殺鬼子，除漢奸，懲惡霸。因屢立戰功，更為神奇的是，在父親任小隊長期間，武工隊員沒有一個犧牲。在當時嚴酷的環境下，這可以說是一個奇跡。”
在徐水區王村，老武工隊員、已是91歲高齡的賈正喜談起那段烽火歲月，仍然是激情滿懷：“我們九分區武工隊是1942年8月在完縣(今順平縣)賈各莊成立的。當時馮志是小隊長，我是副隊長，我們兩人是老伙計，總在一起。出山前，我們進行了培訓，學習怎樣在敵占區活動，怎樣做群眾工作，怎樣向鬼子喊話。出山后，開始做宣傳工作，貼標語。一天夜里，馮隊長帶領我們4個武工隊員掩護20多個抗戰干部回冀中，我和魏樹槐打頭陣。在一個南北走向的封鎖溝里，我們發現三個穿便衣的，懷疑是敵人，便分頭隱蔽。我趴在一個土堆上，這時過來幾個穿軍裝的敵人，拿槍逼著我問：‘哪部分的？’‘滿城特務隊的。’‘隊長叫什么？’‘我想想啊，叫……’我趁對方一愣的空當，掏出槍一下把問話的撂倒，縱身跳出了溝。敵人舉著槍包圍過來，老魏負了傷，假裝沖前面喊：‘把機關槍調過來。’敵人一聽這，嚇得抱頭就往回跑。這時，馮隊長早領著干部們過了封鎖溝。”在賈正喜眼中，這位年輕的馮隊長“長得特精神，眼睛就像會說話一樣。膽子大，槍使得好，槍一抽出來子彈就出去了，又快又準，可真是個能耐人”。
練筆
1944年，冀中分區敵后武工隊圓滿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馮志調到冀中三縱隊前線劇社工作。劇社是部隊的一支“輕騎兵”，戰斗中，他們在火線宣傳鼓勁，戰斗結束，他們舉行演出慰問慶功。馮志把這里當作自己戰斗的新“陣地”，經常深入部隊了解新人新事，搜集生動的素材寫成稿件投給《前線報》。初學寫作，退稿是常有的事。但馮志毫不氣餒，堅持練筆。終于，他寫的特寫《英雄連長王志杰》引起了《前線報》的關注，報社編輯找到他一起研究英雄事跡，討論修改意見，一口氣改了4遍。最后，《前線報》發表了這篇特寫。在編輯們的指導下，馮志逐步摸到了寫作的“竅門”。不久，他又相繼寫了報告文學《神槍手謝大水》、通訊《團結模范高永來》，還有小劇本、詩歌、歌詞、快板等，都與火熱的戰斗生活緊密相關。抗戰結束后，中國國民黨發動內戰，他就和戰友合寫了一首歌《反對蔣介石的鬼名堂》，通俗簡潔，很快就在部隊流傳開來；解放戰爭開始后，他創作了一首四聲部大合唱《保衛解放區》；為了激勵與國民黨騎兵作戰的我軍士氣，他還和戰友共同創作了《打騎兵之歌》，戰士們唱著“敵人騎兵不可怕，沉著隱蔽來打它”沖鋒陷陣，打垮了國民黨的精銳騎兵，繳獲了馬匹、武器，把我們的步兵武裝成了一支鐵騎。在此期間，一直盤桓在馮志腦海中的《敵后武工隊》也初露端倪。一個個小短篇從馮志的筆端流淌出來，如護送干部過鐵路，寫了《護送》；懲辦漢奸侯扒皮，寫了《打集》；攻克保定南關火車站，寫了《化襲》。經過修改，這些材料都成了長篇小說《敵后武工隊》的重要章節。
創作
1951年，馮志進入河北廣播電視臺，擔任編輯、記者，并利用業余時間從事文學創作。保定市是他曾經戰斗和成長過的土地，他要在這里完成自己長久以來的一個心愿。 “我之所以要寫武工隊這部小說，是因為這部小說里的人物和故事，日日夜夜沖擊著我的心；我的心被沖擊得時時翻滾，刻刻沸騰。我總覺得如不寫出來，在戰友們面前似乎欠點什么，在祖國面前仿佛還有什么責任沒盡到，因此，心里時常內疚，不得平靜！”馮志曾這樣描述自己的創作初衷。在他的腦海里，“武工隊里的戰友們的身影時常出現；武工隊的一些驚險、感人的故事，也經常讓我回憶起來。每當憶起，好像昨天發生的一樣。” 2005年夏，夫人苑莎，重溫往事，老人十分激動，數度哽咽。如今，苑莎老人也已仙逝，二人在烽火歲月相識相知，馮志搞創作的時候，苑莎常常為他抄寫手稿。“當時，我們在保定市只有一間房，中間用磚隔起來，分成里外兩小間。老馮把里間當成書房，一心一意寫他的小說。他工作很忙，晚上不是采訪就是開會，但不管多晚回來，他都給自己定了條鐵紀律：天天動筆。有時寫到激動處，筆舍不得擱下，常常通宵達旦，第二天還得照常上班。”馮志是位慈父，和家人感情很深，孩子們也喜歡和他嬉鬧。可是一見爸爸進了小里屋，孩子們便乖乖地安靜下來，說話也是輕聲輕氣的，互相打著啞謎。“夜深了，我和孩子們都睡了，他是什么時候躺下的，誰也不知道。睡著睡著，他有時會猛地坐起來，抓過紙筆記下點什么。或者披上衣服出屋，良久不歸。有一次我出去找他，原來他正坐在房上觀察月亮，說是想看看新月是什么樣的。”有一天深夜，馮志寫到小說中劉太生壯烈犧牲的情景，竟失聲痛哭起來，見妻兒都被驚醒了，他解釋說：“這樣的好同志死了，什么時候想起來都難過。”寫作是件勞神費心的事，業余時間寫作就更辛苦了。“老馮不是專職作家，他寫東西沒有資料，因為這些事都是他親身經歷過的，人物都在他的腦子里頭。”看他嘔心瀝血有時連飯都忘了吃，有同志勸他量力而行，還有人干脆潑冷水：“別受這個罪了，工作這么忙，何必自討苦吃？”他每次總是嚴肅又鄭重地申辯：“不能擱筆，這不是我個人的事。寫不出來對不起那些殺敵立功的戰友，對不起堅貞不屈的人民！”5年光陰承載著太多的故事，1956年，30余萬字的《敵后武工隊》初稿完成。消息傳開，許多老首長、老戰友都很關注，馮志得到了梁斌、翟向東等老同志的熱情支持。經廣泛征求意見，馮志把初稿改成了50余萬字的修改稿，最后又精縮到37萬字。這次修改歷時兩年，1958年，由解放軍文藝社出版的長篇小說《敵后武工隊》終于與廣大讀者見面，并迅速在文壇掀起了一陣紅色旋風。書寫完了，馮志卻積勞成疾，不久就病倒了。在治病的兩年多時間里，他不顧醫生勸阻，仍然筆耕不輟，堅持在病床上寫作。從 1958年到“文革”前，馮志又相繼創作了《前線文工隊》、《地下游擊隊》、《成長曲》三部長篇小說的初稿，但遺憾的是還未來得及修改和出版，就在“文革”中遺失了一部分。1968年11月2日去世，年僅45歲。
獲得榮譽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