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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黨之禍”的起始時間是在東漢建寧二年（即公元169年），還沒有到廣義上的三國時期，而結束的時間已經到了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廣義上的三國時期的開始。第二次“黨錮之禍”持續了十幾年的時間，可以說是非常漫長。在這個過程當中，不乏為士人求情的人物，比如永昌知府曹鸞。劉宏不但沒有聽從，反而收押處死曹鸞，然后繼續擴大黨禁的范圍，大量的人被禁錮免官。
正文
永康元年(167年)劉志死，無子，竇太后與竇武定策，迎立桓帝從侄劉宏，是為靈帝，年十一，竇太后遂臨朝，以竇武為大將軍輔政，拜陳蕃為太傅，引用李、杜密共參政事，引起曹節等宦官不滿。次年，武、蕃密謀殺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事泄，曹節先發制人，劫持靈帝，頒詔捕武、蕃。竇武自殺，陳蕃被害，其門生、屬員多受株連，宦官勢焰又張。當時有很多名士為武、蕃訟冤，曹節等自然十分憎恨，乃謀興大獄、除異己，遂起第二次黨錮之禍。
建寧二年(169年)，太監侯覽因地方官張儉曾檢舉己過，令其同鄉朱并上書密告張儉等二十四人陰謀造反。曹節等藉此勸年幼無知的靈帝布告天下，大捕黨人。在長安捕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范滂等百余人，大多拷問致死；在地方，稍有名望的人都被指為「鉤黨」，也有挾私仇而被濫入黨籍，牽連獲罪而至死、徙、廢、禁的達六七百人。
熹平元年(172年)，竇太后死，宦官與朝臣對太后是否與劉志合葬又起爭議。當時在朱雀門上出現標語：「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于是宦官又令司隸校尉劉猛急捕，猛不肯，就以段代之，段捕黨人、太學生千余人。五年又詔州郡，凡黨人的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以內的親屬，都免官禁錮。此次黨錮延續了十余年，直到中平元年(184年)黃巾起事，才下詔赦免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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