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克出生于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父親Jan Bavinck 是教會中的一位牧師，于一八三四年為了堅持歷史基督教的傳統，而脫離荷蘭國教。
簡歷
巴文克 Herman Bavinck 神學家
年輕時的 巴文克，在高中時代是學校里的高材生，成績卓越，后來就進入本教會所辦的肯本（Kampen）神學院，但僅在此讀了一年，就轉學至黎敦（Leiden）神學院深造。黎敦神學院在兩件事上幫助了他：第一，重視學術；第二，很早就接觸到現代神學的思潮。這兩方面都對 巴文克有很大的幫助。巴文克在其人生的事業中，有非常堅實且高尚的神學知識的理想，在純正信仰的基督教占很高的地位。由于他非常熟悉新宗教的思想，以致加深了他對加爾文主義的信念，并令他有資格成為一位神學家，實際地處理眼前的問題。
一八八O年，他從黎敦神學院畢業，論文題目即為《慈運理的倫理觀》”。畢業后在富蘭克教會任牧師一年后，即轉任肯本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當他在肯本教書時，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三次請他去任教，他只在第三次時才答應。
作品
巴文克根本就是一位系統神學家，一八九五至一九O一年出版了改革宗的教義神學共四大卷（Reformed Dogmatics），為其在肯本任教時的成果。另一本則為神的教義（神論），為韓瑞森博士編譯，于一九五一年在美國密歇根州州大湍城（Grand Rapids）出版。其次即為本書，《我們合理的信仰》，于一九O九年出版，而荷蘭文的名稱則為《神奇妙的作為》，是四大卷的系統神學教科書。《我們合理的信仰》一書，較無專用術語，較系統神學更通俗，而且完全以圣經經文作輔助，但卻與最偉大的系統神學論書不相上下。本書清晰地陳明有關圣經教訓的基本要道。?有人說 巴文克的哲學強于他的神學。他的神學顯示了一受過訓練，有知識的哲學家的紀律，那是不錯的，但他首先想作的乃是在系統神學中作一圣經的系統神學家。正如藍佛（Landwehr）所說：“巴文克正像約翰·加爾文一樣，從圣經中采取其思想來表達他的概念，并總是受圣經的引導。”此外，在他的神學教授中，于宗教實質上他并不存著一種觀望的態度。他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的就職演說（題目為《宗教與神學》，一九O二年）中就說：“宗教就是敬畏神，是啟發一切神學調查研究的因素。而神學家就是勇于說到神的人，因他所說乃是從神而說，并且是藉著神說的。承認神學就是作圣工。神學就是在神的家中作祭司的工作，本身就是敬拜、頭腦與心智的奉獻，來榮耀神的名。”
巴文克兩次訪問美洲，第一次是在一八九二年，為改革宗與長老宗的聯合會所邀請，于多倫多大會上證道，題目是《宗教改革對人民與國家道德情況的影響》。第二次則是在一九O八年，為美國普林斯敦神學院司東講座（Stone Lectures）所邀請證道。自此他的名字便與當代最杰出的約翰·加爾文派神學家凱波爾、華飛德、赫治與奧爾等并駕其驅。他的著作譯成英文的有贊美的祭物、神的國、啟示哲學與我們合理的信仰。
思想
總而言之，巴文克為了他合乎圣經的改革宗基督教所作的護教工作，在其心中有四項反對的事，認為它們都具影響力，在改革宗范圍內外各有兩項。外部的影響力即新神學派與天主教，內在的影響力一個是死氣沉沉徒具形式的純正信仰派，另一個則是逃避的敬虔主義。他時常且有力地抵擋這些外在的勢力，例如他贊成普遍的加爾文主義介入世界中，而反對宗派孤立的敬虔主義來逃避世界：“我們不是一個派別，我們不想、也不能另成一派，除非我們否認真理的絕對性格。當然天國不屬于這世界，但是天國卻的確要求每件事都為它效命。天國是獨一的，不容許有任何獨立的或中間性的國度與它平行存在。自然，若叫這個世界自行其道，不管世界，而在安安靜靜的隱退中尋求自己的力量，當然是很容易的。但此處卻不容許這樣的安舒穩妥存在，因為如果憑著感謝的心領受，那么凡事就都是好的，沒有什么可以拒絕，因此若拒絕的話，那就是對神忘恩負義，也是對神恩慈的誤斷與低估。我們所從事的戰役就是抵抗罪，因此，不拘我們信徒被安置的關系如何復雜，也不拘社會、政治，特別是科學上的問題如何嚴肅困難、無法克服，但如果我們假藉基督徒的動機，或認為此世代是屬魔鬼的文化，而想從此掙扎中退縮下來，那么這就是我們的不忠與懦弱了。”?
以上就是 巴文克為辯護他的信仰，在一篇名為基督教的大公性與教會的致詞中發表的言論之一。那是一項代表性的說法。他繼續說道：“信仰具有勝過世界的應許。”海普博士（Dr. Hepp）在他所寫之 巴文克傳的結尾處，非常適當地寫了以下這些話：?“當他說到約翰·加爾文時，也與加氏一同主張：后人實無法找到更好的方法來尊榮他們的先驅與指引者，只有以心和口一同宣認：萬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歸于他。愿榮耀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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