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二調是“平均主義”、“無償調撥”的簡稱。出現在我國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初期。其要害是：否認了人民公社之間、特別是公社內部原來各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之間的經濟差別，否認了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的原則，無償調撥各集體經濟組織的生產資料、產品、勞動力和資金；在個人消費品的分配上實行絕對平均主義；嚴重挫傷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破壞了集體所有制的鞏固和發展。
簡介
“一平二調”是平均主義和無償調撥的簡稱。“一平”是指在人民公社范圍內把貧富拉平，搞平均分配；“二調”是指對生產隊的生產資料、勞動力、產品以及其他財產無代價地上調。故而可以說，“一平二調”是特殊社會背景下出現的一種特殊分配方式。
出臺背景
1959年中國一片熱火朝天的景象下，潛伏著重大的危機，“大躍進”運動，在生產發展上是追求高速度，以實現工農業生產高指標為目標，“大躍進”運動在建設上追求大規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黨全民“大辦”、“特辦”的口號，例如全黨全民大煉鋼、大辦鐵路，大辦萬頭豬場，大辦萬雞山等等，由于硬要求完成那些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必然導致有限的資源被胡亂使用，國民經濟發展是無法持續的，人禍導致了國民經濟危機，工業生產大幅度地下降，糧食產量急跌。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的7月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曾經努力地糾正已經察覺到的錯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壓低1959年的工農業生產指標。
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及1959年4月2日到5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是最為引人注目的，在這兩次會議上，毛澤東等人都提出了要對人民公社，以及當時在人民公社中盛行的“一平二調”實行整頓。所謂“一平二調”就是“平均主義和無償調撥物資勞力”的簡稱，當時是各地普遍采用的一種被認為是共產主義的做法，不僅把合作社，集體所有的土地、農具等生產資料隨意無償地調撥和分配，同時把農民的房屋、家具、家禽、牲畜等等全部都收歸集體所有，否認了農民的私有財產權，公共食堂和大鍋飯就是“一平二調”的具體落實。
一平二調，首先收繳了農民的私有財產，引起農民的憤怒。時任山西省省委書記的陶魯笳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到當地農民流傳的順口溜：“日本人是三光政策，公社化是五光政策。”當時，各地都曾流傳過“三光”、“五光”的說法，具體內容不一，比如云南昆明的“三光”是“樓上樓下糧食光、家具光、雞蛋光”，廣西柳州的“五光”是“豬光、雞光、犁光、秤錘光、樹木光”。有一首民俗音樂，形象地描述了農民當時的反感：“電喇叭，電喇叭，你成天瞎哇哇。雞被抓，豬被殺，倉里沒有米，鐵鍋也被砸，半碗稀粥照影影兒，你還哇哇個啥？ ”同時，隨意、無償地調撥農村本來就稀少的生產和生活資料，也引起農民的普遍不滿。宋任窮在回憶錄中記錄了他到黑龍江省省進行調研時采集的民俗音樂：“一平二調的實質，我到遼寧省、黑龍江農村，群眾對此反映很強烈。肇東市姜家公社群眾編成順口溜：管理區有啥，公社要啥。公社用啥，就來調啥，輕的調一半，重的連根拔。富錦市的群眾說：辦工廠，調原料，調車馬帶繩套；辦食堂，調鍋灶，大搞水利調木料；畜牧場，調土地，銀行扣款當儲蓄；交通設廠調機器。”對于“一平二調”，當數當時的農村基層干部的牢騷最有代表性，他們說上面是一平二調三收款，我們是一愁二怕三緊張，針對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出現的諸如一平二調的問題，第二次鄭州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努力予以糾正，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的講話當中也說，要說服堅持高指標的人，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地前進。但是這兩個會議呢，并沒有從整體形勢解決“大躍進”的方向問題，大饑荒的苗頭已經在一些地方出現了。
鑒于基層農民對一平二調的激烈反對態度，毛澤東在1960年11月28日做出了《永遠不許一平二調》的批示：“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面貌。”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