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龍碑遺址，全稱“雕龍碑新石器時代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遺址”。位于襄陽市棗陽市鹿頭鎮北3公里的武莊村南。因遺址附近曾豎一座飛龍的石碑，故名“雕龍碑遺址。 ”
遺址簡介
棗陽雕龍碑遺址位于棗陽市區東北約27.5公里鹿頭鎮武莊村沙、黃兩河交匯之處的臺地上。東連桐柏山余脈，西望平川，南靠鹿頭鎮，北與河南省唐河、桐柏兩縣毗鄰，遺址面積45000平方米，文化層厚達3米。
現存遺址總面積約5萬平方米，距今約6200年，是中國長江與黃河流域交會地帶保存較好的新石器時代氏族聚落遺址。1990年至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對該遺址進行了5次發掘。
雕龍碑遺址地處中國古代南北文化的接壤地帶，它是長江流域發現的最重要的一處軟陶泥遺址，其光彩可與北方的仰韶文化和南方的屈家嶺文化、大溪文化遺址相媲美，可以說它匯聚了南北文化的精華，獨具地方特色。其文化特色既具有地方特點，又受到周邊文化的影響，因而帶有很強的獨特性。它的發現，對于研究新石器時代南北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發掘情況
199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試掘，而后四次正式發掘，發掘面積近1500平方米。發現新石器時代不同時期、不同形式或不同用途的房址、窯穴（或灰坑），以及成人土坑墓、嬰兒甕棺葬等重要的遺跡（發現不同形式的房屋建筑基址15座，不同形狀、不同性質的窖穴50座，成人墓葬132座，嬰兒甕棺葬57座）,出土斧、、鑿、鏟、、犁、鐮、等石質生產工具，碗、缽、盤、壺、瓶、缸、甕、鼎等生活用具及裝飾品約4000余件，經碳十四測定絕對年代距今5000至6000年。是一處典型的、保存完整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
遺址出土石器有錛、斧、鑿、鏟、紡輪等。骨器有錐、鏃等。陶器以夾砂紅陶為主，泥質黑陶次之和少量泥質灰陶；紋飾有弦紋、刻劃紋、繩紋、籃紋及鏤孔、彩繪；器形有鼎、罐、盆、缽、豆、盤、杯、碗、甕及器蓋、器座等。
據雕龍碑文物管理處主任鮑明長介紹，雕龍碑遺址的考古發現，以實物證據揭開了中國原始社會炎帝神農時代曾有過的輝煌。“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情景，在雕龍碑遺址中得到印證。
雕龍碑遺址1984年列為襄陽市第二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11月列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文化歸屬
由于該遺址地處古代南北文化接壤地帶，南北同時代的不同文化相互影響及融合的結果，產生出一些不同于其他新石器時代的因素，如水旱農作物品種，類似日本和南朝鮮民間“推拉式”屋門的房屋建筑，與現今農村耕地用的鐵犁極為相似的石犁鏵，不同于其他文化的嬰兒甕棺葬和氏族成員墓地等，構成含有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長江中游和江漢平原的大溪文化遺址及屈家嶺文化特征的獨具特色的雕龍碑類型文化。
根據發掘對鄰近地區考古調查研究確認，雕龍碑遺址一、二、三期之間有著繼承發展關系，其中前兩期特別是二期，與仰韶文化、大溪文化有著文化交往、融合并有發展關系。而三期已構成獨特新穎的文化類型。故發掘者將其命名為雕龍碑文化。它與仰韶文化晚期仍保持著文化交往關系。與屈家嶺文化有著淵源的關系。至少可以說三期是屈家嶺文化的源頭。總而言之，遺址有三個時期的堆積，分屬仰韶文化、大溪文化遺址、屈家嶺文化。既反映出新石器時代南北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同時又有濃郁的地方文化特征。
遺址意義
主持棗陽市雕龍碑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王杰研究員稱，雕龍碑遺址應是炎帝氏族的都邑。王杰專門撰寫了論文《探尋炎帝氏族的足跡——從雕龍碑考古發現探討炎帝都邑問題》。文中說，雕龍碑遺址具有產生炎帝氏族都邑的特征條件。而已發掘出土的遺跡遺物等實物資料，與傳說中的炎帝氏族文化大多相符。
雕龍碑遺址發掘出土的不少器物是同時代其他遺址所沒有的，尤其是一幢類似現代單元房并配有推拉門式的房屋基址，在我國是首次發現，在世界古遺址中也屬罕見。據專家考證，雕龍碑遺址距今為6000多年，是一處內涵豐富，保存完整的原始氏族聚落遺址，它地處古代南北文化的接壤地帶。它在歷史上的地位，可同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相媲美。人們參觀這遠古祖先生息的遺址，不僅可以了解原始人類的生產、生活狀況，發思古之幽情，而且產生一種民族的自豪感。
開放時間
10元/人
9:00至17:00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