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鏊（1888年1月9日——1970年3月31日），字卻塵、恪塵，江蘇吳江同里鎮人。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是我國著名的民主斗士和社會活動家。
人物經歷
曾任全國人大預算委員會副主任，財政部副部長，政協第二、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民進第一、二屆理事會常務理事，第三屆中央理事會副主席，第四、五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人物事件
1926年初，王紹鏊收到了廣州傳來的國共合作進行北伐的消息。他看透了軍閥的腐敗，認為只有掃除軍閥，中國才有希望，于是一度低沉的情緒又高漲起來。在共產黨人侯紹裘的影響下，他在家鄉著手秘密組織策應北伐軍的活動。
侯紹裘是著名共產黨人，是上海和江蘇群眾運動中有影響的領導人之一，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他以共產黨員身份在國民黨內任職，作為國民黨的左派同國民黨右派進行了殊死的斗爭，遭到了敵人的切齒痛恨。1927年蔣介石公然叛變革命，秘密逮捕了他并將其殺害。
王紹鏊在侯紹裘的幫助下，在家鄉秘密組織了“新蘇公會”，后又暗中聯絡了“全浙公會”和“全皖公會”，然后又與一些國民黨左派人士組成蘇浙皖三省聯合會，積極開展反對軍閥孫傳芳、策應北伐軍的行動。孫傳芳偵知他的秘密活動后勃然大怒，下令對他通緝。1927年1月，他秘密離開上海到武漢從事革命活動。在武漢他見到了鄧演達，隨后又通過張群的關系到南昌見蔣介石。在和蔣介石作了兩次長談后，他對張群直言：此人如得志，中國將不可收拾。說罷，拂袖而去，歸返上海。
在武漢，王紹鏊接觸了一些共產黨人，看到了一些馬列主義小冊子，眼界大開。回到上海后他潛心研讀馬列著作，探索革命真理，認識到要救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的道路。與此同時他積極投身反蔣斗爭，參加了1930年馮玉祥、閻錫山發動的聯合倒蔣運動，并成為核心一員。“九一八”事變后，他在上海邀集各方人士發起組織了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旋又到北京和藍公武等人發起救國協會，并參加了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在張家口組織的抗日同盟軍，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
初學馬恩列斯理論書籍的王紹鏊，得到了湖北大冶的好友黃申薌的幫助，逐步有所提高。他年輕好勝，喜歡與別人談理論，談政見，每次與黃申薌見面總是進行激烈的辯論，但是黃申薌的滿腔熱忱和遠見卓識，使得王紹鏊由衷地欽佩。黃申薌意味深長地對王紹鏊說：“你還執迷于當年在日本學的議會夢啊！俄國十月革命興起，各國工人革命和民族斗爭連成一片，中國革命也應由共產黨來領導。”后來，他們又約在虹口的一家茶室里作了幾次推心置腹的深談。為避人耳目，一些關鍵性的詞語他們都用日語來表達。經過多次的談論，王紹鏊的思想豁然開朗，決心加入中國共產黨。黃申薌表示報告組織后再作答復。1933年10月的一天，黃申薌通知他上級已經批準了，并作為入黨介紹人主持了王紹鏊的入黨宣誓儀式，此后組織上由黃申薌與他聯系。這一天，王紹鏊完成了從舊民主主義斗士到共產主義戰士的轉折，成為一名共產黨員，開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由于王紹鏊的身份和社會關系，組織上安排他從事對國民黨和社會上層人物的聯絡工作。他以開明愛國人士的身份出現在各種社交場合，暗中擔負著黨的重要任務。他曾到香港、廣州策動陳濟棠抗日，并設法讓陳濟棠與鄒韜奮和黃申薌見面，還和沈鈞儒、史良、柳亞子等上海知名人士頻繁交往。王紹鏊南來北往，行色匆匆，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在他返回南方途中，秘密將他綁架。他迅速把寫有黨的機密的紙條吞咽下去，使敵人抓不到任何證據。他在被拘禁期間對敵人的威逼利誘不為所動，后被移送反省院內“中央黨部政治未決犯羈押室”監禁。1937年“七七”事變不久，國民黨迫于形勢，被迫宣布釋放在押“政治犯”，王紹鏊作為第一批釋放者出獄。回到家中，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急忙叫女兒替他拆開從獄中帶回的被子，從棉絮深處取出幾張小紙片，小心地藏在懷里，然后匆匆出去，找到黃申薌，向組織詳細匯報了獄中的情況。黃申薌告訴他，組織上已經了解他在獄中的表現，稱贊他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氣節。
1940年初，王紹鏊離開上海抵達香港，在潘漢年同志領導下從事情報工作。潘漢年是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長期擔任中共秘密情報戰線的負責人。
1940年春節過后，王紹鏊離別家人乘船到香港，第一次見到潘漢年時頗有相見恨晚之感。潘漢年待人親切而又不失原則，指示王紹鏊先做情報轉遞工作。潘漢年對王紹鏊的工作和生活十分關心，經常教育他這里和上海不同，一言一行要符合身份，由于環境的改變，工作和生活方式也應隨之改變，要適應環境，現在是在敵人眼皮底下工作，要善于保護、隱蔽自己，只做自己應該做的事。這些話對他以后長期從事的情報工作有很大幫助。在香港，王紹鏊深居簡出，除了和一些同志交換情報外，不與外人接觸。他化名王鈞，用通信中寫“藏頭詩”的辦法和上海轉遞情報。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國主義在偷襲了珍珠港后，又對香港發起進攻。王紹鏊接到組織的緊急通知，立即過海，到達九龍，在灣仔道隱居起來。翌年4月30日，他和王人麟全家以及上海地下黨的領導張唯一等乘船離港抵達上海。
1942年王紹鏊回滬后，張唯一隱蔽在復興中路合群坊王紹鏊的家中。張唯一在周恩來、董必武、李克農直接領導下負責情報工作。王紹鏊的家成了地下黨的一個秘密據點和活動場所。
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兩種建國方針的斗爭越來越激烈，中國面臨著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抉擇。當時，王紹鏊結交了一批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馬敘倫方面也有不少文化教育出版界的朋友。在這些人士中有一些是中共地下黨員。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下，地下黨組織要求每個黨員都有公開合法的社會職業和身份，扎根在群眾之中，便于隱蔽，長期埋伏。盡管他們相互之間并不知情，但救國救民的共同志向使他們走到一起，成為志同道合的戰友。后來，馬敘倫和王紹鏊兩人出面邀集各自的朋友在北京西路的廣和居及八仙橋青年會等處多次舉行聯合座談。他們不僅議論，而且開始攜手聯合戰斗，利用《周報》《民主》《文匯報》等輿論陣地聯合發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張。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醞釀和準備，1945年12月30日，中國民主促進會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了。
參考資料 >
統戰人物| 王紹鏊：在共產黨人影響下投入戰斗.山東大學統一戰線研究中心.2022-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