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玉堂（1908.3.17～1937），字興宜，號彥清，是婺源縣人。他于1935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鄣山村黨支部書記，后成為皖浙贛省委書記關英的秘書。1936年7月，他被任命為中共寧（國）昌（化）中心縣委書記、上浙皖特委委員。然而，由于叛徒的出賣，他于1937年3月被捕。不久后，他在寧國縣城被處決。
人物簡介
少入私塾，成年后在皖贛交界處浮梁縣、屯溪區一帶幫工。民國24年春，中國工農紅軍獨立團在其家鄉彰公山開辟游擊根據地，他任中共彰公山第一任支部書記，在彰公山一帶組建農民團、青年團和婦女會等8個群眾組織和2個中共支部。是年秋，提任中共皖浙贛省委秘書。民國25年9月，中共皖浙贛省委決定在皖浙邊區開展游擊活動，派余玉堂率獨立團來寧國市、昌化交界山區任中共寧昌中心縣委書記，他與楊彪、彭長清、強達等率一連武裝來寧國縣南極鄉洪家塔一帶開展活動，發展游擊隊員130多人，創建寧昌游擊隊，配合紅軍獨立團多次力克土頑武裝，摧毀堡十余座，生擒中國國民黨昌化縣黨部書記，迫使釋放“政治犯”多名。民國25年10月，國民黨閩皖浙贛四省邊區“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總指揮部調派三十四師、浙江保安團等大批土頑武裝，分兵向南極地區“圍剿”。民國26年3月18日夜，因叛徒告密，余玉堂被捕就義，時年29歲。
人物生平
余玉堂，1908年出生于婺源縣大鄣山鄉鄣山村。少入私塾，成年后在皖贛交界處浮梁縣、屯溪區一帶幫工。1935年4月，紅軍皖南獨立團在政委劉標、團長熊剛的率領下，來到彰公山開辟游擊根據地。鄣山頂村的知識青年余玉堂，1931年在上海做茶葉生意時，經朋友介紹在一家茶樓參加集會，聽了地下黨人的演講，對共產黨有了一些認識，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啟迪。
皖南獨立團到鄣公山后，他主動與中國工農紅軍聯系，幫助做群眾工作，從此投身革命。余玉堂召集當地群眾到村頭庵堂開會，告訴大家：這些工農紅軍是窮人自己的隊伍，大家不要怕，紅軍是來幫窮人鬧翻身的。經過宣傳，群眾對紅軍有了一定了解，得到了群眾的支持，使紅軍皖南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在鄣公山落下了腳。
余玉堂的積極工作得到了紅軍皖南獨立團政委劉毓標的肯定，把他作為地方工作骨干和建黨對象。余玉堂為皖南紅軍獨立團當向導，做翻譯，搞后勤，帶領紅軍走村串戶，做群眾工作。余玉堂把村中的汪林美、汪兆太、汪德祖、汪銀祖、余仲開、謝志發、謝勝發、汪壽美、汪德美、汪七花、余炎富、余德旺、謝正發等20多個窮兄弟召集起來，向大家宣傳：“我們祖祖輩輩都是受苦人，今天共產黨領導我們窮人打土豪劣紳，共產黨就是大救星，一定要跟共產黨走，革命到底不變心。”號召青年們踴躍“上名字”，參加革命。余玉堂還帶領汪賀美、余洪等人，以種山為名在源頭塢等地搭建一個個大山蓬，供中國工農紅軍居住。很快，皖南獨立團便在鄣公山一帶站穩了腳跟，初步建立了鄣公山游擊根據地。
1935年5月，余玉堂由劉毓標、熊剛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是皖南獨立團在鄣公山一帶發展的第一個黨員。在余玉堂的宣傳組織下，鄣山村成立了農民團、共青團、婦女會、兒童團、赤衛隊等革命組織。不久，經余玉堂介紹，又吸收了汪賀美、余洪祜、汪坤美、余日興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成立了中共鄣公山黨支部，余玉堂任書記。
1935年8月，中共皖浙贛省委轉移到鄣公山，為了使省委機關在鄣公山一帶順利開展工作，急需一位熟悉當地環境的機關工作人員。劉毓標向關英推薦了鄣公山的余玉堂，說：“這個地區最好的、情況最熟悉的就是余玉堂。”于是余玉堂成為關英的秘書。1936年7月7日，皖南獨立團連夜奔襲，順利攻克開化縣城，震動皖浙贛邊區，為宣傳中國工農紅軍的順利，擴大紅軍影響，余玉堂創作了《打開化歌》，在皖浙贛邊游擊根據地中傳唱。
1936年秋，中共皖浙贛省委決定在皖浙邊區開展游擊活動，派余玉堂率獨立團來寧國市、昌化交界山區任中共寧昌中心縣委書記。9月，余玉堂隨劉毓標率領的皖浙贛獨立團轉戰來到寧國東南部與浙江省交界的山區，以馮家塔為主要活動地點，組建中共寧昌中心縣委，并擔任書記，隸屬上浙皖特委，活動范圍遍及寧國東鄉、南鄉及昌北、孝西地區。
1936年底，余玉堂領導的中心縣委又在寧昌地區建立了三個游擊區：馮家塔地區、橋頭地區、羊毫山地區。其中，馮家塔游擊區包括寧國萬家、大龍、銀峰、南極洲、仙霞、楊山、中村和昌化龍井、島石等地。
余玉堂在馮家塔游擊區工作期間，常以該村的趙姓兄弟家和吳家為居住點，深入群眾，宣傳革命道理，啟發群眾覺悟，擴大中國工農紅軍影響。先從馮家塔開始，在游擊區內取消保甲制度、建立各種群眾組織，然后在整個游擊區推廣。在建立群眾組織的基礎上，吸納忠實可靠的農民入黨，建立黨組織。當時在寧昌游擊區發展的24名黨員中，馮家塔、橋頭地區就有12人。與此同時，發展游擊隊員130余人，建立了寧昌游擊隊。
余玉堂率領寧昌游擊隊，經常主動出擊附近的國民黨鄉公所和小股武裝。1936年12月31日，他率領寧昌游擊隊，配合皖浙贛紅軍獨立團攻下昌化縣城，活捉國民黨昌化縣黨部書記，釋放了政治犯。當時皖浙邊中國國民黨上層統治者和地方土豪劣紳如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中國工農紅軍游擊隊的神威在寧昌地區四處傳頌。
1937年，皖浙贛紅軍主力團從皖浙贛地區撤走，敵人加緊了對紅軍游擊區的清剿，余玉堂領導的馮家塔地區游擊斗爭形勢更加嚴峻。1937年3月18日，余玉堂和警衛員舒清榮到程三秀家吃晚飯，卻不知暗中叛變的程三秀和吳齊高早已設下圈套。程三秀一面偽裝熱情，一面通知吳齊高報告在此清剿的國民黨三十四師駐龍川的一個營，然后吳齊高將余玉堂安排到易于圍捕的曹家栗樹塢王傳立家夜宿，國民黨派一個連的兵力將王傳立家包圍，余玉堂和警衛員落入敵手。敵人在南極寧墩多次對其刑訊逼供均一無所獲。之后將余玉堂押至寧國縣城南門山崗將其殺害，時年29歲。余玉堂為革命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但他的精神激勵著馮家塔的人民前仆后繼，英勇斗爭。
烈士傳略
余玉堂，原名余興宜，又名余彥清。1908年3月17日出生在江西婺源縣鄣公山里村一個農民家庭，1935年5月加入
中國共產黨，并擔任中共鄣公山第一任支部書記，不久任中共閩浙贛省委秘書。1936年秋，奉命到寧國市開辟游擊根據地，任寧昌中心縣委書記。1937年3月不幸遭中國國民黨逮捕，月底，被殺害于寧國縣城南門山崗，時年29歲。
余玉堂的家鄉鄣公山位于皖浙贛三省交界的山區，這里森林茂密，盛產竹、木、茶葉等土特產，而山里人民卻飽受地主豪紳的盤剝，祖祖輩輩過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貧苦生活。余玉堂幼小讀了幾年私塾，后為生活所迫，常年外出到屯溪、浮梁一帶以打短工、賣茶葉糊口。地主豪紳的殘酷剝削，使余玉堂不滿舊社會反動統治。1931年，余玉堂到上海市賣茶葉時經朋友介紹結識中共地下黨人，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啟迪。后來他又閱讀了一些進步書刊，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于是反抗舊社會、革命鬧翻身的思想在他心中萌發。回鄉后，余玉堂經常到貧苦人家串門，促膝談心，宣傳進步思想。他對大家說：“我們窮人有出頭日子了，現在中國出了一個為窮人的黨，叫共產黨！”又說：“世界上沒有命好命不好之分，窮人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要過好日子就要自己去爭取。”他的話說到窮人的心坎上。同時，余玉堂還串聯了一批青年，利用開山種玉蜀黍屬的機會，教他們學習文化，共同研讀從上海市帶回來的進步書籍。
1933年2月，有一支紅軍駁殼槍隊來到鄣公山竹園洲。余玉堂想到這可能是窮人的隊伍來了，立即和村里的一位青年趕去和中國工農紅軍見面，并給紅軍當了向導。紅軍駁殼槍隊走后，余玉堂當晚召集20多名青年在村頭庵堂里開了一個會。他說：“今天來了幾十人，都是正式的工農紅軍，是為了窮人翻身來的，現在雖然去了，不久他們還會來的。”他要青年們通過親戚朋友，去串聯、動員群眾，告訴大家紅軍來了要歡迎，不要怕。這年4月，又有一支40多人的紅軍游擊隊路過鄣公山源頭，余玉堂獲悉后把他們接到村頭庵堂里休息，并將村里的進步青年找來和游擊隊見面。當游擊隊長聽說余玉堂已將全村群眾串聯起末靠近中國工農紅軍，非常高興，次日，他請來全村群眾一起吃飯，鼓勵大家要跟共產黨鬧革，并指定余玉堂負責鄣公山工作。
1935年4月，皖南紅軍獨立團政委劉毓標率部去贛東北找省委返回皖南時，取道鄣公山，看到這里地形險要，周圍敵人統治薄弱，而且早有革命影響，群眾基礎較好，于是決定在鄣公山立足，開辟新的游擊根據地。余玉堂積極協助紅軍搜集情報，努力宣傳發動群眾。1935年5月，經紅軍獨立團團長熊剛、政委劉毓標介紹，余玉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擔任了鄣公山第一任黨支部書記。從此，他更加滿腔熱情地開展革命工作。為了擴大根據地，他到莒著山等處串聯，動員群眾參加革命組織。在短短的幾個月中，先后組建了農民團、青年團、婦女等8個群眾組織和高舍、石屋坑2個黨支部。不久，國民黨五十五師派一個營駐扎在鄣公山下的車田村，一個連駐鄣公山里村，進行搜剿。余玉堂帶領群眾配合中國工農紅軍粉碎了敵人的“清剿”，使紅軍在鄣公山一帶站穩了腳跟。同年秋，中共閩浙贛省委書記關英率部來到鄣公山與紅軍獨立團會合，劉毓標帶余玉堂去見關英，向關英介紹了余玉堂在鄣公山的工作情況，并推薦他擔任了省委秘書。
1936年4月，閩浙贛省委改為皖浙贛省委，并確定鄣公山為省委的中心根據地。此后，余玉堂的工作更加繁忙，既要頷導群眾斗爭，又要為紅軍籌措給養。隨著余玉堂在鄣公山的影響日益擴大，也引起了敵人對他的注意。同年6月，余玉堂到車田籌糧，不幸落入敵手，被押解關在婺源縣縣城。敵人對其嚴刑拷打，但一無所獲，后經組織營救，才逃出牢籠，經過嚴峻斗爭考驗，余玉堂成了一名較為成熟的地方干部。
1936年9月，余玉堂隨皖浙贛獨立團轉戰來到寧國市東南部與浙江省交界的山區，以寧國馮家塔為中心據點，建立中共寧昌中心縣委并擔任書記，負責開辟新的游擊根據地。余玉堂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以做香菇為掩護，訪貧問苦，秘密串聯。由于他待人隨和、體貼群眾疾苦，所以群眾都愿意和他交談，熱情地稱他“香菇佬”。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余玉堂又將當地群眾熟悉的民歌小調，填上通俗易懂的革命歌詞，如《十罵國民黨》、《當紅軍》、《五更歌》、《十二個月》等，同群眾講，教群眾唱，這些紅色歌謠當時在寧國山區到處傳唱，啟發了群眾的階級覺悟，擴大了紅軍的政治影響。在此基礎上，他因勢利導地把群眾組織起來。余玉堂首先在馮家塔地區召開群眾大會，發動群眾以自然村為單位成立了“農民團”，并從“農民團”中選拔出身貧苦又能積極協助中國工農紅軍活動的骨干分子成立“貧農團”，然后向全縣其他地區發展。在余玉堂籌紅軍干部的積極努力下，年底，寧國四鄉已發展貧農團24個、農民團100多個。在建立群眾組織的過程中，他們特別注意對貧農團員和一些苦大仇深的農民加強階級教育，并經過考察鍛煉，發展為共產黨員。這年底，馮家塔、橋頭、汪村、羊毫山等地相繼建立了基層黨組織。與此同時，發展游擊隊員130余人，建立了寧昌游擊隊。
余玉堂和楊彪、彭長清等紅軍干部，領導貧農團、農民團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打擊土豪劣紳，抗租、抗稅、抗息和反對抽丁的斗爭。嚴懲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40余人，被罰款的60余人，大長了貧苦農民的志氣。為了積極開展武裝斗爭，余玉堂率寧昌游擊隊配合皖浙贛紅軍獨立團，經常主動出擊附近的國民黨鄉公所和小股武裝，大小戰斗10余次，摧毀敵人大小碉堡10多座。
1936年12月21日，他率寧昌游擊隊和貧農團員30余人，配合皖浙贛紅軍獨立團一舉攻下了浙江昌化縣城，活捉了國民堂昌化縣黨部書記，釋放了政治犯。當時皖浙邊中國國民黨上層統治者和土豪劣紳如驚弓之烏，惶惶不可終日，紅軍游擊隊的神威在城鄉到處流傳。
1936年10月，國民黨閩浙皖贛四省邊區剿共總指揮部派新編三十四師和浙江保安團一部，糾集了寧國市縣保安隊和各鄉壯丁隊等，將寧國劃分為10個清鄉區，向各游擊隊活動掘點進行“清剿”，同時，派遣特務四處搜尋余玉堂的蹤跡。他們采取抄山“清剿”、經濟封鎖、移民并村、10戶連坐等辦法，企圖肅清中國工農紅軍游擊隊。
1937年初，皖浙贛紅軍獨立團主力從皖浙邊撤走后，敵人的“清剿”更加猖狂，革命隊伍中少數不純分子動搖叛變。此時，敵人進一步加緊對余玉堂的緝查，把黑手伸向了各個角落。余玉堂身居險境，但革命斗志毫不減退，他抓緊發動各地黨組織和革命群眾做好分散隱蔽和儲備糧食工作，準備和敵人作長期斗爭。正當余玉堂為革命奔走之際，國民黨三十四師特務卻已與當地保長及游擊隊內叛變分子吳齊高（吳痞子）、程三秀等相勾結，設下了圈套。1937年3月18日夜，余玉堂和警衛員舒清榮從南山圩來到程三秀家，程一面偽裝熱情款待，一面讓吳痞子通知當地保長密告駐守在龍川塢的國民黨三十四師某營。敵人派了一個連的武裝迅即包圍了余玉堂的住地，就這樣，余玉堂和舒清榮不幸落入了敵手。
為了將中共寧國黨組織和游擊隊一網打盡，敵人抓住余玉堂后，在南極洲、寧墩鎮輪番對其刑訊逼供，但一無所獲。敵人又將余玉堂押至寧國市縣城，由中國國民黨縣長王式典親自審訊。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余玉堂毫不動搖，他說：“我既被你們逮住，就不要關了，立即把我槍斃好了！”余玉堂置生死于度外，卻還惦念著被捕的群眾，他對敵人說：“老百姓是無辜的，一切都是我叫他們干的，現在你們已經逮住了我，就不應該傷害他們，立刻把他們放掉！”臨刑前，他還在監獄的墻上寫詩，抒發共產黨人獻身革命的豪情。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