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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河泊所遺址位于昆明市晉寧區上蒜鎮河泊所村，滇池東南岸，東北距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僅700余米。

河泊所遺址入圍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項目名單。2023年2月22日，入選“2022年中國考古新發現”。

歷史沿革

1954年前后，云南省博物館發現河泊所遺址，認為是新石器時代貝丘遺址。2008至201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密歇根大學人類學系合作，對滇池東南岸、南岸和西岸進行系統的考古調查，并確認河泊所遺址屬青銅時代，是石寨山文化的核心居址。

2014年起，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數次對河泊所遺址進行勘探和發掘，至2023年已正式發掘10個地點，發掘面積累計約7,000平方米。發掘出大量封泥、木牘殘片、鐵器、銅器、石器、骨器、磚瓦等，發現大量房屋基址、墓葬、甕棺、灰坑、道路、河道、田埂、田塊、水井等。出土的封泥包括官印封泥和私印封泥，官印封泥較多，有“滇國相印”“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同勞丞印”等，涵蓋益州郡24縣中的20個。

2022年10月19日，據澎湃消息，河泊所遺址發掘負責人蔣志龍表示，滇池水面之下還有遺跡。

遺址特點

河泊所遺址群的大致分布范圍，即梁王山、左衛山、金砂山、龍潭山一線以西，滇池以東的區域，其核心分布區約4平方千米。其中重要發現一是封泥，二是道路，三是建筑遺跡，四是簡牘。

封泥

封泥作為信件的封緘，代表著此區域信件文書往來的對象，類似現今信件往來中的“郵戳”。據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相關人士介紹，河泊所遺址發掘區北部邊緣為一條古河道，封泥集中出土于河道廢棄堆積中夾雜的灰燼堆里，出土的封泥包括官印封泥及私印封泥兩種，根據河道廢棄堆積內的出土物，判斷其年代應為西漢中晚期—東漢時期。2021、2022年河泊所遺址兩次發掘出土了包括“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等在內的益州郡和所轄屬縣的官員的封泥達500余枚，其中包含益州郡24縣中的屬縣達18個。

道路

“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有道路的地方是人類活動較集中的區域。在河泊所遺址發掘區中部偏南的地方，就發現了一條東西向道路，路面由大小不等的繩紋瓦片、碎陶片、小石子等鋪設。南北各有一條溝，或為路溝，兩條溝將道路分為三部分，路面總體寬約8~12米，中間主體部分寬4~5米。

建筑遺跡

河泊所遺址發掘區還發現疑似建筑遺跡。據介紹，發掘區南部清理了一組溝狀遺跡，整體呈“山”字形，東西長約30米，發掘部分南北寬約15米，已發掘區域面積約450平方米，南部未完全揭露，具體形制不明確，初步懷疑整體可能為一個環形建筑基槽。組溝南部有一條繩紋瓦片分布集中的地區，走向與組溝較一致，可能為建筑倒塌遺存。組溝北半部及其附近有一層碎螺殼堆積，厚約3厘米，碎螺殼細碎均勻，表面干凈平坦，應為人為鋪墊形成的一個活動面。因兩者分布范圍較一致，推測活動面可能為組溝建筑的附屬設施。

簡牘

河泊所遺址群考古中發現了帶漢字的200多枚簡牘，大部分還在清理中，已經認出的文字包括“滇池以亭行”“罪當死”“建伶長”“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據專家介紹，漢武帝在全國設十三個刺史部，四川地區為益州部，并先后分置蜀郡、朱提郡、益州郡等郡，位于今四川、貴州、云南及陜西漢中盆地。其中，益州郡設于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下轄24縣。在河泊所遺址群考古中發現的簡牘，就是反映當時益州郡行政往來和司法制度的物證；這些簡牘將記載在史書中的益州郡“活化”，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

文物遺存

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考古發掘發現，這些遺跡共分為三個時期。其中，田塊和道路屬于明清時期，主要出土鐵釘、鐵片及瓷片等；第二個時期為漢晉時期，主要包括廢棄的河道堆積、20余座灰坑及窯址，出土遺物有封泥、陶瓦以及裝飾品殘件等；第三個時期屬于西漢中期以前至西周時期，發現了甕棺、房屋、灰坑、灰溝等眾多遺跡，出土有陶釜、紡輪等陶制品，骨錐、骨鏃等骨制品，玉環、玉鐲、磨石等玉石制品，另有少量的銅鏃、銅片及臂甲等。在廢棄的41號河道中清理了90號灰坑，還發現了“滇國相印”、“王敞之印”和“田豐私印”等封泥。

文物價值

河泊所遺址進一步證明了滇國的存在，補充了《史記》等史籍中對滇國極為有限的記載。“滇國相印”封泥的出土，說明西漢置益州郡、賜滇王王印時，還設立了“滇相”，是了解滇國歸附后的政治制度的重要線索。出土的大量封泥、簡牘是西漢時期中央政府對云南行使治權的實物證據。出土的大量封泥、簡牘和建筑、道路遺址還表明，該地很可能是西漢設置的益州郡的郡治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