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倫理學是一門研究經濟制度、經濟組織和經濟關系中道德現象的新興交叉學科。該學科成立于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并迅速在全球范圍內傳播和發展。
起源與發展
當代經濟倫理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分支學科，始于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國。80年代后期，國際經濟倫理學進入全面發展的新階段。經濟倫理學從美國和日本擴展到加拿大、西歐、澳大利亞和東南亞地區。每個國家根據其民族文化特色建立了不同的經濟倫理模式。此外，經濟倫理學開始進入各國大學，成為重要的必修或選修課程。在此期間，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和交流機構相繼成立，經濟倫理學的專業期刊正式創辦。例如，80年代，美國、加拿大和西歐的30所大學成立了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在中國，現代經濟倫理學的誕生始于改革開放，對其研究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79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第二階段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第三階段為90年代中期至20世紀末。
研究對象
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對象涵蓋了宏觀經濟制度、中觀經濟組織和微觀經濟關系中所有與道德相關的問題。在經濟學視角下，經濟倫理學被視為研究經濟運行過程中道德價值體系的學科。然而，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經濟體制、產權制度和經濟規律對倫理的影響上。在管理學視角下，經濟倫理學被認為是工商管理領域發展起來并在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或商學院開設的管理課程。其研究對象是經濟管理和經濟管理領域內的行為規范或制度，旨在促進更好的管理。在倫理學視角下，經濟倫理學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狹義的經濟倫理學指的是企業倫理學，而廣義的經濟倫理學則是研究經濟制度、經濟政策、經濟決策、經濟行為的倫理合理性，以及經濟活動中的組織和個人的倫理規范的學科。經濟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是經濟價值與倫理價值、標準、要求的關系問題，其基本任務是發現、找到倫理學與經濟學兩者的結合點、重疊點，進而找到解決兩者沖突的基礎和原則。經濟倫理學是研究人們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完善人生和協調各種利益關系的道德原則和規范的科學。經濟倫理學的本質在于使人們明確經濟領域的善惡價值取向及應該不應該的行為規定。
學科背景
經濟倫理學的母學科通常被認為是由經濟學和倫理學構成。這是一種廣泛持有的觀點。經濟倫理學將倫理學應用于經濟領域，因此在理論上是一門倫理學與經濟學的交叉學科。美國知名經濟倫理學專家狄喬治曾形象地將其比作哲學與工商管理教育的聯姻。經濟倫理學的成功源于其獨特的學科特性，即經濟學和倫理學的有機結合。經濟倫理學的主要學科背景除了經濟學和倫理學外，還有管理學。通過對西方經濟學、倫理學、管理學的發展及其關系的追溯和分析，有學者認為經濟倫理學已經成為當代經濟學、倫理學和管理學發展的一個重要增長點。經濟倫理學的這一特點也在當代中國的經濟倫理學研究成果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即這些成果主要是在經濟學、倫理學和管理學這三個學科領域中取得的。單一學科無法全面描述經濟倫理學的學科特征，只有通過相關學科的有機結合，才能準確定位經濟倫理學的學科特征。總的來說，經濟倫理學是經濟學與倫理學相結合的邊緣學科，經濟學和倫理學是經濟倫理學的共同學科基礎。沒有經濟學或倫理學的理論支持，經濟倫理學的學科體系是不可能建立的。然而，經濟倫理學并不是經濟學和倫理學的簡單疊加，而是兩者的有機結合。必須從經濟現象本身出發去尋找道德問題，而不是將一般倫理學原理機械地套用到經濟現象中。同樣，也必須從道德現象本身出發去尋找經濟的根源，而不是將經濟學的一般原理機械地套用到道德現象中。一名合格的經濟倫理學家不僅要熟悉經濟學，還要熟悉倫理學，只有具備這樣的知識和理論素養，才能真正從經濟現象中看到道德問題，從倫理現象中看到經濟根源。從宏觀上看，經濟和倫理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兩者的邏輯關聯更為明顯。對任何一種經濟行為的完整評價和理論分析都離不開對其進行應該不應該的確認，都需要進行價值論證。同樣，任何一種倫理道德觀點的表述和倫理道德理論的闡釋都離不開對人的逐利行為的深層次觀察和分析。因此，經濟倫理學應以經濟學和倫理學為主干學科基礎，同時要運用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等多學科的知識和方法，這樣才能形成一個科學的學科體系。
研究熱點
- 市場經濟與道德的關系
- 公平與效率
- 誠信與經濟發展
企業倫理
經濟倫理學關注的是宏觀層面對市場經濟過程及其相關機構的基本論證，探討的是理應普遍適用的游戲規則。而企業倫理學探討的是微觀行為層面上的“企業行為的社會責任”。由于市場和法律在監管方面的局限性，自我負責在日益全球化的現代工業社會中已成為一種越來越重要的制度因素。企業倫理學承擔了使經濟活動與社會和生態和諧的使命，即承擔了實現社會和諧的使命。特別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企業倫理學可能成為多種文化相互理解的促成共同價值觀的準則。企業倫理學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五個方面:①企業的社會責任;②企業與消費者的“應然”關系以及企業對消費者履行道德義務的方法和手段;③企業與其員工的“應然”關系以及企業對員工履行道德義務的方法和手段;④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道德關系;⑤企業經營管理活動中涉及的其他有關道德的問題。
中國情況
日本企業家澀澤榮一在其著作《論語與算盤》中系統闡述了儒家的經濟倫理思想，強調在工商業活動中應將“義”(《論語》)與“利”(算盤)緊密結合，才能取得成功。這本書表明，中國古代的經濟倫理思想，尤其是宏觀層面的經濟倫理理論是非常豐富的。然而，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倫理思想僅僅是現代社會的產物?，F代經濟學和倫理學在20世紀初期開始發展，在新中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經濟學和倫理學的發展，為解決經濟和道德的關系問題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條件。事實上，在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理論框架內，關于經濟和道德的關系問題已經得到了科學的說明。這為經濟倫理學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哲學和道德哲學基礎。在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之后，經濟倫理學的發展正是以此為起點的。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商品制度。商品制度的快速發展引發了一系列深層次的經濟倫理問題，這些問題既包括宏觀層面的經濟和道德的關系問題，也包括微觀層面的經濟活動中的道德問題，如如何看待商業活動中的缺斤少兩等現象。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伴隨著對企業道德、商業道德、職業道德、醫療道德等職業領域道德現象的討論，學界對商品生產和道德進步的關系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盡管此時還沒有“經濟倫理”的概念，但這些討論的成果卻對經濟倫理問題的探討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隨著經濟實踐和經濟理論的推進，以及道德實踐和道德理論的推進，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國內學者提出了“經濟倫理”的概念，并逐漸得到認可，經濟倫理學的學科建設問題也因此受到了人們的關注，人們開始自覺地思考和研究作為一門學科體系的經濟倫理學問題。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改革目標，在市場經濟的建立進程中，實踐的需求在更深的層次上引發了人們對經濟與道德的關系的思考，圍繞市場經濟是否需要道德、市場經濟需要什么樣的道德、市場經濟如何獲得道德等重大問題，理論界展開了更加深入的探討，經濟倫理學的學科體系在這種探討中也逐步發展起來。人們討論的焦點，是圍繞“市場經濟是否也是道德經濟”展開的，這個問題的實質，其實就是如何給道德在市場經濟中定位的問題。在這個問題的帶動下，人們對社會經濟生活中各個領域里的倫理問題也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探討，經濟倫理學作為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的關注，也日益得到學術界的認可。隨著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程的加快，我國的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綜合國力也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但同時在經濟生活的許多領域開始出現嚴重的失德、敗德、缺德現象，并波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用晒镇_、假冒偽劣、信用欺詐等對以誠信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造成了極大的危害，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出現嚴重的混亂現象，不僅極大地危害著人民群眾的生活，而且阻礙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制約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健康的發展。這就給經濟倫理學的理論和對策研究提出了重大而嚴峻的課題。倫理學界和經濟學界首當其沖，一時間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倫理學家紛紛“干預”經濟學問題，而經濟學家同樣不甘示弱，也紛紛“干預”倫理學問題；管理學界、哲學界、法學界、社會學界乃至政府官員、新聞工作者等，都對經濟倫理問題以至于對經濟倫理學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興趣。針對經濟生活中的道德問題，各種形式的研討活動無以數計。一些專門的經濟倫理學研究機構在我國開始出現。2000年5月，中國第一家省級經濟倫理學會——河南省經濟倫理研究會成立。同年6月，全國第一次經濟倫理理論研討會在南京師范大學舉行。2001年5月和2002年10第二次、第三次全國性的經濟倫理理論研討會又分別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和鄭州河南財經學院召開，并使經濟倫理學理論研討會形成為系列性質的全國的重要研討活動。與此同時，由國內學者撰寫的大量經濟倫理學的研究成果問世，西方的經濟倫理學論著也開始譯成中文介紹到國內來。尤為可喜的是，一些企業界有志之士，深刻認識到經濟發展與講求道德的內在關系，高舉道德經營的大旗，把“追求陽光下的利潤”作為企業追求的目標。所有這些，都為經濟倫理學的成長準備了必要的基礎。就研究的范圍和內容看，我國經濟倫理學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廣和深兩個方面。從經濟倫理學是什么、研究什么、怎么研究、經濟倫理學的功能等到經濟倫理學學科體系的構建，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倫理思想到當代西方的經濟倫理思想，從中國經濟倫理思想史到西方經濟倫理思想史，從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到社會經濟運行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環節，從跨國公司的倫理問題到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倫理的挑戰，從網絡倫理到電子商務倫理等領域，都有許多學者涉足，而且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具有開拓意義的研究成果。經濟倫理學作為一門新興的獨立學科的條件己初具規模。正是由于有了這樣的良好的學科基礎，一些高等院校已開始把“經濟倫理學”作為一門必修課或選修課引進了大學講壇。一些哲學、倫理學甚至經濟學的碩士點、博士點設置“經濟倫理”方向并招收了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一支素質良好、結構合理、專業基礎比較牢固的經濟倫理學專業研究隊伍活躍在國內的教學和科研舞臺上，他們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方面邁出了堅實的步伐。我國經濟倫理學的發展適應了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從我國當代經濟倫理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經濟倫理學之所以在我國蓬勃興起，既是我國經濟生活中道德缺損現象的一種反彈，更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對倫理道德的內在要求，是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需要。經濟和道德從表面上看是兩個互不相關的領域，但實際上，經濟和道德始終是互為依存的。道德從本質上說是經濟的產物，而經濟也并非是沒有價值目標的自然現象，任何經濟發展的目標中，都或明或暗地內涵著相應的道德發展目標。因此，在談論市場經濟時，既必須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待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和保障條件，強調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也必須從道德的角度來看待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和保障條件，強調市場經濟也是道德經濟。說市場經濟也是道德經濟，并不是否定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認為市場經濟只需要道德而不需要法律；而只是說市場經濟同時是法制經濟和道德經濟，法律和道德是共時存在于市場經濟環境中的，市場經濟既需要法律的保障條件，也需要道德的保障條件，法律和道德缺一不可，也不能偏廢。說市場經濟也是道德經濟，并不是認定市場經濟天然就具備道德的良心只要搞市場經濟，道德便自然而然的到來，一切不道德的問題會自動得到解決；而只是強調，市場經濟并非是不要道德的經濟，市場經濟并非可以不揮手段、見利忘義，而是要見利思義、見得思義，強調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概而言之，市場經濟“應當”是道德經濟，這里的“應當”不是指天生的“當然”，甚至不是指的“實然”，而是指后天的“應然”，指需要爭取的目標。從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人類在遠古時代，最早用于維護經濟發展秩序的手段，是原始的風俗和習慣，這正是人類最早的道德形態。盡管那時人類的經濟活動中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的行為和機制都非常簡單，但仍然離不開原始道德的輔佐作用。可以想見，早期的人類，一定經歷過一段時期的經濟發展的無序狀態，而正是原始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的這種無序狀態，嚴重地危害了原始社會的經濟發展，甚至嚴重地威脅著原始人的生存，從而迫使原始人尋找能夠維持正常的經濟發展秩序的手段來保障原始社會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的條件，恩格思曾經說過，原始人最早找到的手段，就是風俗和習慣，然后才出現了法律?？梢姡祟惖牡赖虏皇窍忍炀陀械模呛筇旖洕蜕鐣l展需要的產物，人類道德的第一個功能，不是別的，正是維護經濟發展的正常秩序，道德的其他功能也是在這個“第一”功能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的。事實上，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上，道德對經濟發展秩序的維系作用是始終存在的。在無階級的原始社會中，原始形態的道德幾乎單獨發揮著維系原始社會經濟發展的正常秩序；在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后，道德與法律、宗教和政權的行政手段一樣，是階級社會中不可缺少的調節復雜的社會關系的主要手段。當然，在階級社會中，由于存在著激烈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沖突，統治階級往往首先采用國家機器作為維系社會關系的手段，以至于道德的作用常常被人們所忽略，甚至認為道德的作用是可有可無的。但實際上，無論人們怎樣無視道德的存在，道德對一個正常社會的經濟發展的維系作用，都是基礎性的，而其他的調節手段，包括法律和宗教，都必須以相應的道德為前提條件。在這個意義上說，道德仍然是第一位的調節社會關系的手段。如果說在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道德對經濟秩序的維系作用相對而言還是隱性的話，那么，在復雜商品經濟條件下，也就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道德對經濟秩序的調節作用則日益撩開隱性的面紗，從后臺走向前臺，從隱性走向顯性。亞當·斯密之所以既成為偉大的經濟學家又成為偉大的倫理學家，既寫出了《國民財富論》，又寫出了《道德情操論》，這決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深刻反映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和道德緊密相連的關系的本質。亞當·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的命題，既是一個經濟學的命題，也是一個倫理學的命題，他其實是在力圖將人們的經濟行為和道德行為統一起來，克服經濟和道德的二律背反現象。在經濟學的意義上，“看不見的手”是指市場對經營者的引導作用，即經營者不是出于本意，而是被“市場”這只無形的手所引導去開展經營活動，從而生產出適合人們需要的商品；在倫理學的意義上，“看不見的手”是指個人利益對人們的行為的引導作用，即人們的行為也不是出于本意，而是被“個人利益”這只無形的手所引導去行動，在追求個人利益的過程中促成了社會的福利。亞當·斯密這種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合理利己主義”倫理觀，正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在亞當·斯密之前，早期的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秩序也曾經出現過極度的混亂現象，以至于像霍布斯這樣的思想家都公開宣稱“人對人是豺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亞當·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的合理利己主義命題，正是要矯正當時的人們忽視道德對經濟的正常發展作用的錯誤看法。毫無疑問，亞當·斯密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這不僅是由于他在經濟學上的貢獻，而且是由于他在倫理學上的貢獻，特別是由于他在深刻認識市場經濟與道德的相互關系上的貢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成熟，既是以相應的法律制度的完善為標志的，也是以相應的道德規范的建立為標志的。因此，今天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目標，或者說衡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否建設成功的基本標志，更必須考慮相應的法律體系和道德體系是否建立起來。當前，人們對法律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很少持懷疑態度，要求盡快建立完備的法律體系的呼聲It益高漲；與此相對照，人們對道德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雖然有了很大的改觀，但仍然有不少人認為道德的作用過于軟弱和滯后，從而不認為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是當務之急，也并不認為道德對市場經濟真正是生死攸關的。實際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道德的地位和作用較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更加突出的地位。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們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付出了慘重的道德代價、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產生嚴重混亂的事實面前，才開始思考道德對市場經濟的特殊作用的，客觀上使道德的作用產生了滯后性，相應的社會道德建設也是被動的、甚至是盲目的。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們之所以在一段時期內忽略甚至輕視道德的作用，既與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相關，與早期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實行自由放任、排斥國家的宏觀調控相關，也與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們對人性的認識乃至對人性的錯誤“設計”密切相關。絕大多數資本主義的思想家，把人性視為先天“惡”，認為人性先天就是自私的，自私自利、惟利是圖，以至于爾虞我詐、坑蒙拐騙都是人性的自然表現，霍布斯的“人對人是豺狼”的理論，正是這種人性論的典型概括。在這種所謂的人性“設計”的基礎上，思想家們當然會輕視道德的作用，認為道德對自私的人性所起到的約束作用是極其微弱的、甚至是無效的，人不會放棄自己的利益而去利他，因為利已是符合本性的，利他是違背本性的。因此，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們自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維持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的唯一可靠的手段，只有法律，法律不考慮人性的動機，只考慮行為的結果；法律不進行教化，法律只作出裁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上，道德的作用之所以更加重要，既是由于社會制度的本質規定，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經濟體制，也是由于人們在理論上對人性有與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們根本不同的看法。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價值目標是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一目標的實現要體現在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因此，社會主義社會的價值追求從來不會只把經濟目標作為唯一的價值目標，以思想道德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同樣是社會主義內在的價值目標，這樣的價值規定性，使得道德與經濟的關系，成為辯證統一的關系，即道德要為經濟發展提供保障作用，經濟發展則不是為經濟而經濟，經濟發展的目標之一，就是為提高人們的道德覺悟、改善全社會的道德風尚創造物質條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之所以能夠對市場經濟實施有效的宏觀調控，基本的利益前提，是社會成員有根本一致的共同利益，能夠在社會主義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指導下，協調好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使由這些關系派生出來的其他利益關系，能夠做到統籌兼顧、相得益彰。作為社會主義思想意識形態的有機組成部分的社會主義道德的思想和理論，不贊成任何先驗的人性論，而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出發，認為一切人性都是后天現實社會關系的產物，因此，人既不是天生就是利己的，也不是天生就是利他的，人利己的道德行為和利他的道德行為一樣，都是后天社會關系、包括后天的道德關系的反映。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大多數成員共同擁有的利益基礎，使得人們可以通過充分發揮道德的特殊調節作用，來輔佐經濟的健康發展，這種輔佐作用既不是替代或排斥法律的輔佐作用，也不是法律的作用所能包辦的。道德和法律相輔相成，二者的作用缺一不可，這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的優勢之一。這也是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道德經濟的最深刻的內涵。
參考資料 >
經濟倫理學.個人圖書館.2024-11-27
【張志丹】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倫理學研究的十五大熱點問題.哲學中國網.2024-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