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嵐（1918年—1967年），女，原名龔敬，上海市崇明區人，是崇明縣堡鎮開明紳士之女，中國共產黨杰出的女戰士，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中將、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的夫人。
朱嵐出身豪門，文筆頗佳。抗日戰爭時期，父親和弟弟積極抗日卻被日軍殺害，朱嵐懷著家仇國恨放棄學業，投奔抗日武裝，從事宣傳工作。1940年，她加入新四軍，在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第1師3旅9團文工團任職，并于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勝利后，朱嵐隨新四軍軍部北移，在華中野戰軍第23軍任宣傳干事。在“文化大革命”中，朱嵐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團迫害。陶勇去世后，“造反派”抄家、監視她，對其審訊、體罰，逼迫她揭發陶勇“罪行”，承認是“日本特務”，朱嵐不屈，將陶勇死亡疑點寫成材料準備上報黨中央、中央軍委，“造反派”惱羞成怒，將她秘密關押、輪番圍斗。1967年9月，朱嵐不堪折磨跳樓，以死抗爭。她與陶勇共育七個子女，她去世后，孩子們在許世友等幫助下度過艱難歲月。1977年，朱嵐得到平反。
軼事典故
偶遇朱嵐
陶勇被她的神采和英姿所陶醉
1941年4月下旬的一天，陶勇騎一輛摩托車沿著河堤向北駛向三旅九團駐地——沙家莊。
九團編入三旅的時間不長。陶勇作為三旅旅長，一直處于緊張的指揮戰斗之中，以前很少到九團。這次，他騎著摩托車，帶著秘書和警衛員，想趁戰斗間隙多多接觸九團的干部戰士。
駛近沙家莊，遠遠地就聽到操練聲和歌唱聲。陶勇放慢車速，觀看著戰士們的操練。他看見樹林里、空地上，一隊隊戰士有的練刺殺，有的練隊列，有的在匍匐前進。陶勇的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這時，九團團長廖金昌、政委羅永華、政治部主任韓念龍等人熱情地迎了上來。陶勇跳下摩托車，與九團領導一一親切握手問好。
循著陣陣歌聲，他們走向村頭。轉過一幢草房，看見一大群人圍成幾圈，正在高唱抗戰歌曲。韓念龍介紹說：“政治部民運股和文工團的同志們正在練習唱歌，地方工作的一些同志和老百姓也跟著學唱。”
陶勇說：“那我們不要靠得太近，以免影響他們唱歌。”
正當陶勇準備轉身離開時，只見隊列中一個中等個頭的女兵走出隊伍，向大家鞠了一躬后，雙手向空中一揚，隊伍里便整齊地唱起了《新四軍軍歌》。
陶勇被這激越高昂的歌聲所感染，更被這位女戰士的神采和英姿所陶醉，不知不覺地站在那里聽完了《黃橋的新生》等3支歌曲。
陶勇非常欣賞這位女兵優雅、灑脫的指揮動作和活潑清新的氣質。陶勇問：“做指揮的那位女兵叫什么名字?”
站在陶勇身后的韓念龍回答：“她叫朱嵐，是我們文工團的活躍分子。旅長現在要不要見見她們?”
“朱嵐!”陶勇記下了她的名字，“現在不打擾她們了，讓她們繼續唱吧!”
到了團部，陶勇首先檢查了工作和訓練計劃以及各項規章制度，接著詢問各營連的干部配備、人員武器、軍政素質等具體情況。按事先安排，陶勇還給九團干部戰士講話。陶勇興致特別高，臨場發揮也很好，人往主席臺上一站，就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從國際國內形勢，講到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任務、新四軍與三旅的任務，從重建新四軍軍部講到粉碎日偽頑合流的陰謀、反“掃蕩”的勝利……指戰員們都聽得入了迷，不時報以熱烈的掌聲和笑聲。
陶勇的報告給九團指戰員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朱嵐和文工團的幾位姐妹對陶勇滿心敬佩，猜想：旅長八成是個知識分子干部，至少長期做過思想政治工作。可知情的人告訴她們：陶旅長連小學都沒念過，他是一位在軍隊這所大學校里學習文化，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理論的軍事干部。每次繳獲的新式武器，都是陶旅長最先要搗鼓搗鼓，直到搗鼓明白為止。比如，他是全旅最早會開摩托車的人。聽了這些，朱嵐她們更佩服了，更想了解陶旅長了。還比如，陶勇深入虎穴談判，長征路上九死一生，危急關頭舍己救人……所有這些“道聽途說”的故事，都令朱嵐她們怦然心動。
這期間，陶勇又多次到九團來。陶勇多次到九團來的目的，讓韓念龍等人猜到了八九不離十，因為陶勇過去一直沖沖殺殺，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談戀愛，至今還是“光桿司令”一個，陶旅長似乎看上了朱嵐。于是，韓念龍等人就熱心地做起了紅娘。
戀愛結婚
朱嵐感受到了陶勇的細心和實在
隨著時間的推移，陶勇和朱嵐兩人終于第一次單獨約會了。那一天，陶勇和朱嵐相約在豐馬河邊，迎著柔和的晚風，他們肩并著肩，互相傾訴著對彼此的好感與愛慕，各自介紹家世、童年和革命經歷。
通過直接見面交談，陶勇對朱嵐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朱嵐，原名龔敬，1918年出生于上海崇明縣，上過縣立師范，時年23歲。她的父親是開明士紳，傾向革命，擁護抗日，經常同抗日游擊隊來往。她的哥哥和弟弟都參加了崇明抗日自衛總隊。擔任警衛排副排長的弟弟在回家養傷期間，日偽聞訊而至，包圍了她的家，把她父親和弟弟綁在樹上嚴刑拷問，要他們供出游擊隊的駐地和情況。父子倆大義凜然，堅貞不屈，被敵人用刺刀活活戳死。她深懷著家仇國恨，毅然放棄學業，投奔了抗日武裝，跟著韓念龍打了出來，轉移到啟海地區，并加入到了陶勇的部隊，前不久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陶勇深深同情朱嵐的身世，佩服朱嵐的勇氣。
同時，朱嵐也了解到：陶勇原名叫張道庸，1913年1月21日出生于安徽省霍邱縣葉家集附近的一個雇農家庭，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在紅軍部隊中歷任排長、連長、營長、團長、教導師長，參加過長征。1938年，陳毅為他改名陶勇，先后任支隊司令員、縱隊司令員、三旅旅長等職。
后來，經過幾次接觸和多渠道了解，朱嵐又逐漸摸清了陶勇的性格和愛好。她覺得陶勇實在、豪爽、可愛。陶勇雖然身居要職，卻仍然保持著農民純樸、憨厚的本質，為人光明磊落，剛直不阿。
戰爭年代的陶勇和朱嵐實在沒有多少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浪漫時光。這期間，日偽軍又數次“掃蕩”，部隊幾次轉移、作戰，他們幾經磨難，經受了血與火、生與死的考驗，互幫互助，共同進步。
1941年7月，陶勇與朱嵐的婚禮在沙家莊舉行。婚禮既簡單又熱鬧。
按部隊規矩，婚禮上新郎新娘要“坦白”戀愛經過。陶勇快人快語說：“我和朱嵐同志戀愛的經過，大家也都知道，沒什么好說的。不如讓朱嵐同志唱支歌，為大家助興吧!”
應邀前來的九團文工團的幾位女干部卻不依不饒，一定要陶勇一起唱。陶勇爽快地答道：“好，我們就一起唱《新四軍軍歌》。”
陶勇和朱嵐剛唱幾句，文工團的戰友和其他人也都先后跟著齊唱起來。那莊嚴高昂、雄壯有力的歌聲感染著所有在場的人。
戰爭年代的軍人，注定要與硝煙為伴。結婚才幾天，陶勇就投入到抗日的反“掃蕩”斗爭中去了。當時，日偽軍調集1.7萬人開展夏季大“掃蕩”，形勢很緊張，陶勇、朱嵐被迫過上了牛郎織女般的生活。后來就是打退了日偽軍，環境稍微安定了，他們也是聚少離多。
1941年底，陶勇和朱嵐奉命到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第三期)學習。陶勇向來以“土包子”自謂，足見他正視自己的短處，也決心改變自己“土包子”的形象。這次學習機會，陶勇十分珍惜。他如饑似渴地學習政治理論和文化知識。一位老戰友派通信員送來一封信，要陶勇去軍部敘舊。陶勇接到信，非常高興，很想立即去見見這位生死與共而多年未見的老戰友。但考慮到不是假日，自己作為學員兼第三大隊大隊長，不便請假外出。于是，陶勇到第一大隊找到朱嵐說明事由，叫朱嵐執筆回信。朱嵐按照陶勇的意思寫了一封回信。當復讀回信的最后一句“不克前往，請諒”時，陶勇問：“‘不克’是什么意思?”
朱嵐解釋說：“‘不克’就是‘不能’的意思。”
陶勇說：“他是工農干部，要寫得通俗一點，就寫不能前去，不要文縐縐的。”
朱嵐敬佩地瞥了陶勇一眼，切實感到自己的疏忽和不足，非常佩服陶勇的細心和實在。
陶勇和朱嵐在生活上互相關心體貼，患難與共地度過了20多個春秋。
參考資料 >
陶勇將軍簡歷 開國中將陶勇夫人是誰.his.newdu.com.2024-11-05
陶勇.六安市葉集區人民政府.2023-12-02
1967:海軍第一大案——名將陶勇死亡之謎尋蹤(下).鐵軍傳媒網.2024-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