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先生曾任中國法律史學會秘書長和副會長，并任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會會長多年，對該學科的創(chuàng)立和全面發(fā)展，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先生的晚年，一直關注法律思想史的研究進展，不時提醒學界注意研究領域和重點的把握。展望21世紀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科的前景，緬懷饒先生的道德風范，與會的青年學者們表示，今天可以告慰饒先生的是———我們正在做真正的學者，正在做真正的學術(shù)。
人物介紹
饒先生在北京大學任教近50年，相繼擔任法律系講師、副教授、教授，先后主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法院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和中國政治法律思想史等課程，但主要精力集中于中國法律思想史的教學和研究，是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科的創(chuàng)立者和開拓者之一，并擔任該學科的碩士研究生導師和博士研究生導師，培養(yǎng)了20多名碩士、博士和國內(nèi)外訪問學者。呂振羽張國華先生合作主編《中國法律思想史綱》（上下），并參編或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法學辭典》、《中國法律思想通史》、《北京大學法學百科全書·中國法律思想史分卷》等書，著有《中國法律思想史論稿》。20世紀90年代初獲得國務院頒發(fā)“有突出貢獻”專家證書，一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饒鑫賢教授是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科的創(chuàng)立者和開拓者之一，并擔任該學科的碩士研究生導師和博士研究生導師，培養(yǎng)了30多名碩士、博士和國內(nèi)外訪問學者，呂振羽張國華先生合作主編《中國法律思想史綱》（上下卷）、《中國法律思想通史》、《北京大學法學百科全書·中國法律思想史分卷》，著有《中國法律思想史論稿》。饒先生治法律思想史，多有創(chuàng)發(fā)。他依據(jù)歷史資料，進行科學分析，形成自己的學術(shù)見解。尤其是先生的晚年，一直關注法律思想史的研究進展，不時提醒學界注意研究領域和重點的把握。
說起饒先生的道德風范，參會的弟子們無不為之動容。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說：“作為饒先生的學生，我更多地理解了作為學者的意味———饒先生開的法律思想史課在當時不是法學的熱門，也很不‘實用’，但為什么堂堂座無虛席，很少有學生逃課？因為他能夠用知識的力量吸引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楊一凡研究員感慨道：“今天在媒體上被曝光的學者，有剽竊的，有騙錢的，有嫖娼的……真正的學者形象什么樣？———饒先生才是真正的學者。記得當年為了幫助我的課題研究，饒先生等3位老師毫不猶豫地拿出自己的課題費……”據(jù)學生們回憶，饒先生對不同的學術(shù)觀點，甚至與他直接對立的見解，只要言之有據(jù)，且能自圓其說，饒先生照舊欣賞有加。對待學術(shù)分歧，心態(tài)十分平和；只作學術(shù)爭辯，從不人身貶低。先生是燕園有名的書法家，凡有人攜著作求字，他總是欣然提筆，鳳舞書名。先生為他人題字，從不按時下的所謂“規(guī)矩”，收取什么“筆資”。
20世紀80年代初期，社會科學百廢待興，學術(shù)園地一片荒蕪，饒先生率先開課、著書、招研究生；法律史研究初具規(guī)模，他又率先發(fā)起、組織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會，團結(jié)同仁，提掖后學，開展學術(shù)活動，編輯出版論叢；在應用學科炙手可熱，歷史學科日漸冷落，青年學人“勝利大逃亡”之際，先生處變不驚。他說，學術(shù)不如技術(shù)、權(quán)術(shù)那樣實惠，法律史不是“顯學”，人員分化是必然的。只有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學者才能從事法律史研究。鉆研學問對一般人來說是“苦差事”，而對學問感興趣的人卻能體會到“苦”中之樂！
展望21世紀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科的前景。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