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明的父親閻仲川，是林彪嫡系舊部，曾任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參與制定“一號號令”。九一三事件之后，被打倒，被審查，被關押，一家人也因此星散天涯，各自零落。
個人簡介
1922年2月生。
人物經(jīng)歷
閻仲川于1938年參加革命工作。
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1938年6月參加冀中徐淶分區(qū)抗日游擊隊，歷任分區(qū)3團5連見習排長、冀中軍區(qū)司令部1科見習參謀、參謀。1943年2月起在冀中軍區(qū)教導隊學習。
1944年1月任晉綏軍區(qū)作戰(zhàn)參謀。抗戰(zhàn)勝利后赴東北地區(qū)。
解放戰(zhàn)爭時期，1945年10月起任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民主聯(lián)軍司令部一科參謀。
1946年秋起任一科副科長。
1949年5月起任中南軍區(qū)司令部一科科長。
1950年10月～1952年7月任中南軍區(qū)司令部作戰(zhàn)處副處長。
1952年7月～1954年6月任作戰(zhàn)處第一副處長。
1954年6月～1955年6月任陸軍某師第一副師長兼參謀長。
1955年5月～1962年9月任廣州軍區(qū)司令部作戰(zhàn)處處長。
1962年9月～1964年6月任司令部作戰(zhàn)部部長。
1964年6月～1967年12月任廣州軍區(qū)副參謀長兼軍區(qū)司令部作戰(zhàn)部部長。
1967年12月～1969年5月任廣州軍區(qū)參謀長。
1968年2月～1969年11月任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
1969年5月～1971年10月任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1983年按正兵團職待遇離職休養(yǎng)。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1960年12月被授予大校軍銜。
1988年7月獲獨立功勛榮譽章。2002年6月22日因病醫(y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
生平事跡
1971年的”913事件”之后，林彪一下子從神變成了鬼，他的歷史受到徹底清算，來了個大翻個兒。
閻仲川在”913事件”之前對中央領導集團內(nèi)部已經(jīng)出現(xiàn)并急劇發(fā)展的反常情況一無所知。中蘇關系雖然已經(jīng)有所緩和，但作為分管作戰(zhàn)工作的副總長，他滿腦子裝的依然是敵情、我情。戰(zhàn)備工作無盡無休，他也每天忙得不可開交。沒有人跟他“路線交底”，也沒有人給他“透風”。早年在東北戰(zhàn)場，他是直接為林彪服務的精干指揮班子中的一名工作人員，林彪的指揮藝術和工作作風，都曾使他佩服得五體投地。來到總部工作，他從未懷疑過林彪在政治上會有什么問題，然而，歷史卻和他開了個大玩笑。
9月13日10時左右，閻仲川和同是副總長的彭紹輝、王新亭、張才千、陳繼德被周恩來召到人民大會堂。一到那里，就感到氣氛異常。周恩來面帶倦容，但表情嚴肅，坐在沙發(fā)上。
見到閻仲川等人，他免除了平時不可少的寒暄，對他們一聳肩，兩手向外一攤，突然說了一句：“哼！副統(tǒng)帥，跑了！”大家全都愣了。閻仲川的腦袋轟的一聲，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周恩來突然用爍人的眼光望著閻仲川，直呼其名：“閻仲川，林彪逃跑以前你聽到點什么風聲沒有？”問到自己頭上，閻仲川反而冷靜下來。他簡單地搖了搖頭：“沒有。”周恩來沒有再問下去。轉而就總參謀部的當前工作向幾名副總長作了指示，著重要求切實掌握主要敵對國家的政治、軍事動向，嚴格掌握部隊，保證不出亂子。閻仲川陷入迷惘之中。
9月24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任團長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越南訪問。閻仲川是早已確定的代表團成員，并已通知越方，仍隨團出訪。他原定的任務是赴越南南方共和國考察越南軍民抗美救國斗爭情況。但到9月28日代表團回國前，突然通知他任務有變，要他與代表團一起回國。周恩來、葉劍英、紀登奎、李德生等到機場迎接代表團。代表團成員下飛機后沒有各自回家，卻被引導到貴賓室。大家剛剛坐下，周恩來便態(tài)度嚴肅地對閻仲川說：“閻仲川同志，中央已經(jīng)決定黃永勝離職反省。你是黃永勝的得力助手，你要好好揭發(fā)他的問題，首先是政治方面的，還有生活方面的！”然后他向葉劍英等人點了點頭，獨自先行離去。閻仲川思想抵觸：要我當黃永勝的助手，是組織的安排，當助手而“得力”，有什么錯？葉劍英先講話了：“你還年輕，又有水平，只要好好揭發(fā)交代，還有前途嘛！”李先念只說了一句：“好好揭發(fā)交代羅！”主講是紀登奎和李德生。他倆介紹了半個月的清查工作，主要是林彪兒子林立果“小艦隊”的一些活動，什么“五七一工程”紀要，暗害毛澤東的陰謀計劃，等等，希望閻仲川認清形勢，與林彪、黃永勝等人劃清界限，積極揭發(fā)他們的罪惡活動。
從此，閻仲川開始了隔離審查的生活。他在總參謀部工作2年零4個月，隔離審查的時間則是7年零6個月。最初的3個月仍在機關駐地，從1972年1月之后，便轉移北京衛(wèi)戍區(qū)3師，由1個武裝班單獨嚴密看管。審查期間不得與外界包括親屬有任何聯(lián)系，連住處的玻璃窗都用黑紙糊得嚴嚴實實。閻仲川認為自己和林彪、黃永勝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關系，沒有什么可揭發(fā)的，更無所謂交代。審查者與被審查者經(jīng)常出現(xiàn)“頂牛”。總參機關開過幾次處以上干部參加的批斗大會，想打打閻仲川的“態(tài)度”。揭發(fā)批判者都是奉命發(fā)言，卻又拿不出真材實料，連會議組織者也覺得尷尬。于是不再開大會，只由專案組和他保持小范圍的接觸。既然閻仲川不肯主動交代，專案組便提出許多認為可疑的問題，要他逐個回答。他全憑記憶筆寫口答，居然對每年的來龍去脈都說得清清楚楚，專案組已經(jīng)感到?jīng)]啥可問的了。1973年，重病中的周恩來對閻仲川的問題作了指示，在總參謀部黨委研究一下：是否過去把閻仲川的問題看得太重了？如果不是緊接著張春橋來到總參謀部，“放火燒荒”，說參謀部“批林”不力，包庇林彪死黨，也許閻仲川早就可以“解放”了。
閻仲川的絕大多數(shù)問題陸續(xù)都排除了，但在“一號號令”問題上卻長期過不了關。閻仲川認為，林彪發(fā)布緊急戰(zhàn)備指示，是否別有用心，他不得而知，那是林彪的事；他負責向全軍傳達林彪指示，完全是奉命行事，在組織上符合原則、程序，在政治上他不可能懷疑，因為是軍委辦事處五名成員向他下達任務。如果說自己在承辦此事過程中有錯誤，那么，第一是編號可以不從頭另編，以免引起誤會，但這只是技術問題；第二是在傳達指示時，沒有提醒下面注意保密，但這屬于考慮不周，是在時間緊迫下的疏忽；第三是沒有向周恩來報告，這確是重大失誤，在這個問題上，首先是以黃永勝為首的軍委辦事成員應負責任，因為按工作程序，理應由他們向周恩來報告和指示軍委前指報告，他們卻馬虎了，當然，倘若自己想得周到一些，能主動提出建議，也可能就不會有以后的問題了。閻仲川的上述認識被認為沒有抓住要害、實質。1971年底，負責對閻審查工作的副總長張才千、陳繼德同他談話時，鄭重嚴肅地告訴他：“總理已經(jīng)講了，‘一號號令’是林彪進行反革命政變的預演啊！你要充份認識問題的嚴重性，作深刻的反省交代。”閻仲川問定性的根據(jù)何在？“總理親自問過主席：知不知道林彪發(fā)過一個‘一號號令’？主席說，什么‘一號號令’？我沒聽說過。”“這一點也不奇怪，”閻仲川坦然地說：“主席那里那么多事情，怎么會去記一個電話稿的編號？再說林彪向主席那里的報告根本就沒有編號。別說主席不知道什么‘一號號令’，就連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等人，開始也不知道這個電話稿的編號。”對閻仲川的答辯提不出新的論據(jù)予以批駁，談話無法繼續(xù)進行。此后，雙方長期處于頂牛狀態(tài)。再往后，專案組人員很長時間都不和閻仲川見一次面。他的問題被吊了起來。
照理，既然立案審查的問題大部份已經(jīng)排除或查清，剩下的個別問題雖有懷疑但并無充足的證據(jù)，就沒有理由繼續(xù)隔離審查。但是，立案容易銷案難。“四人幫”橫行時更是如此。直到1979年4月，即“四人幫”垮臺一年半之后，閻仲川才被解除監(jiān)管。但還留了個尾巴，說是回家后還要繼續(xù)審查。又過了3年有余，一位副總長才代表組織向閻仲川宣布了對他的審查結論。結論卻又根本未提“一號號令”問題，只籠統(tǒng)地講閻在總部以及此前在廣州的“支左”工作中犯有錯誤，有的錯誤還是“嚴重的”。這表明對閻仲川隔離審查是有理有據(jù)的。閻仲川隨即按大軍區(qū)參謀長的待遇離職休養(yǎng)。
參考資料 >
閻仲川簡介_淘名人.淘名人網(wǎng).202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