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福時（越南語：Nguy?n Phúc Thì，1829年－1883年），原名阮福洪任，字洪任，越南阮朝第四任君主，紹治帝的第二皇子，廟號阮翼宗，年號嗣德，因此通稱“嗣德帝”。
阮福時早年受封為福綏公。在他的統治期間，越南面臨嚴重的內外危機。法國于1858年（嗣德十一年）以阮朝迫害天主教為由，聯合西班牙發動對越南的戰爭。至1862年（嗣德十五年），雙方簽訂《壬戌和約》，越南被迫同意割讓土地、賠償款項以及開放港口允許傳教。1874年（嗣德二十七年），因北圻局勢變化，越南再次與法國簽訂《甲戌和約》，此后越南逐漸淪為法國的保護國。與此同時，越南北部地區匪患嚴重，加之中國境內的民變勢力進入越南，朝廷難以平定，最終不得不請求清朝派兵進入越南協助剿匪。在阮朝統治集團內部，則接連發生了阮福洪保、阮福洪槢、段征等人的謀反事件，整個國家局勢動蕩不安。1882年（嗣德三十五年），法國出兵侵略北圻，嗣德帝向清朝尋求援助，此舉引發了中法兩國圍繞越南問題的矛盾，法國因此決定全面吞并越南。在法軍進攻順化之前的1883年7月19日（嗣德三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嗣德帝去世，時年五十五歲。他死后被奉上廟號翼宗（最初定為成祖），謚號為繼天亨運至誠達孝體健敦仁謙恭明略睿文英皇帝，安葬于謙陵。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阮福時出生于1829年9月22日。他的父親是阮福綿宗（后登基為阮憲祖，即紹治帝），母親是范氏姮（后尊為儀天章皇后，即慈裕太后）。他是阮福綿宗的次子，有一位同父異母的兄長名叫阮福洪保。在其父紹治帝登基后，阮福時遷出皇宮，居住于私邸善慶堂。到了1843年，他被冊封為福綏公，并娶了刑部尚書武春謹的女兒武氏緣為妻。
根據阮福時后來在所著自傳性質碑文《謙宮記》中的記述，他出生后，母親身體虛弱，需臥床休養數月，而保姆未能給予其妥善照料。盡管自三歲起由母親親自撫養，但其體質自此一直較為孱弱。1847年（紹治七年）六月，阮福時突發天花，生命一度處于危險狀態，直至八月方逐漸康復。因其“氣血弱，身體常瘦”，不具備生育能力，故終身未有子女。
阮福時自幼接受母親范氏的嚴格管教。范氏為他擇師授業，要求其言行舉止皆須合乎禮儀規范，禁止嬉戲游樂。他每日清晨前往學習，中午返回，如出現遺忘或懈怠，便會受到范氏責罰；若未熟記所學內容，則必須反復誦讀至熟練，否則即使眼前有戲曲演出也不允許觀看。在范氏的嚴厲督導下，阮福時對四書五經及詩賦韻律均能熟練掌握。
與其兄弟相比，其中有的不喜讀書，有的年紀尚幼，唯有阮福時表現突出，能在紹治帝面前流暢地吟詩作文，因此受到紹治帝的看重。然而，阮福時認為他所受教的師傅們學問有限，“僅能勝任啟蒙教育而已”，甚至無法解答他的疑問，于是轉而熱衷于騎射。據稱他射術精湛，“多次準確命中目標”，紹治帝對此頗為賞識，常命其隨侍射箭，并允許他隨意選用御用的弓箭。
繼位受封
當時，阮朝效仿清朝不預立太子的制度。原則上，皇位應由長子安豐公阮福洪保繼承。阮福洪保不僅年長，且身體健康，儀容端正，并于1845年（紹治五年）育有子嗣。而阮福時（原名洪任）則體質孱弱，無生育能力，性格內向，言語不多且易羞怯，除至親外，與宗室或大臣接觸時較少交談，舉止儀態類似命婦，因此在朝中缺乏人際根基。
然而，阮福時的優勢在于其生母范氏健在且深受紹治帝寵愛，后晉封為貴妃，實際執掌后宮；而阮福洪保早年喪母。此外，阮福時博覽群書，勤于學業，也獲得紹治帝的賞識。據記載，1842年（紹治二年）紹治帝北巡河內接受清朝冊封時，原計劃命阮福時留守京城代理國政——這一安排通常被視為確立儲君的暗示，但因太皇太后（順天高皇后陳氏珰）反對而改由阮福洪保留守，阮福時隨行北巡。1845年，阮福洪保得子，紹治帝欣喜表示：“五代同堂，皇室得此美福，自古罕見”，并命內閣破例撥付皇長孫俸祿。但紹治帝也曾贊賞清朝乾隆帝禪位于嘉慶帝是“傳位以賢能不拘長幼，符合堯舜之道兼具禹啟之傳”，可見其對皇儲人選的態度存在不確定性。
1847年（紹治七年）八月，紹治帝病重。九月十七日，他秘密召見重臣張登桂、武文解、阮知方、林維浹，宣布將傳位于次子福綏公阮福洪任，并任命此四人為輔政大臣。十天后，紹治帝駕崩。張登桂等人宣讀遺詔，阮福洪任依據圣祖明命帝制定的制度，選取“時”字作為即位后的新名（此后阮朝避諱“時”字，改用“辰”字代替）。同年十月三日，阮福時在太和殿舉行登基大典，正式即位為帝，并定次年改元為嗣德元年，史稱嗣德帝。
嗣德帝即位后，需舉行“邦交大禮”，即接受清朝冊封為“越南國王”。此前阮朝的嘉隆、明命、紹治三位皇帝均前往越南故都河內接受冊封。1848年（嗣德元年），山興宣總督阮登楷與河寧總督尊室弼以維護國家體制、節省開支為由，上奏建議將“邦交大禮”的地點改至京師順化。嗣德帝采納此建議，向清廷請求在順化舉行冊封儀式，并獲得道光帝批準。1849年（嗣德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冊封使廣西按察使勞崇光主持下，嗣德帝跪受道光帝敕書，正式獲冊封為“越南國王”。他也是最后一位接受中國中央王朝冊封的越南君主。
嗣德帝即位時指定的四位輔政大臣中，張登桂被稱為“顧命良臣”，身兼多項要職，在朝廷中權力很大。他與阮知方關系不睦，于1850年（嗣德三年）將阮知方調往南圻擔任經略大使。而另外兩位輔政大臣武文解和林維浹是張登桂的同僚，因此朝政大權實際由張登桂掌握。1852年（嗣德五年）十二月，張登桂等三位輔政大臣提出交還執政權力，嗣德帝批準其請求，開始親自處理政務。盡管如此，張登桂在朝中的影響力依然無人能及，直至1865年（嗣德十八年）去世。
嗣德帝以次子身份繼承皇位，朝廷外部對此存在疑慮。在其登基大典舉行時，部分官員不肯按班次排列朝拜新君。武臣何文章隨即手按佩劍整肅班列，表示：“先帝在彌留之際已預定儲君，我等奉詔擁立。有不遵詔令者，自有國法處置?！北姽賳T這才列班行禮。對此最為不滿的是嗣德帝的長兄阮福洪保。他于1851年（嗣德四年）企圖叛逃海外，被抓獲后遭軟禁。1854年（嗣德七年）正月，洪保因再次圖謀反叛之事泄露而自縊。洪保曾試圖聯絡天主教徒和法國傳教士，但傳教士未愿介入。盡管如此，嗣德帝仍認定天主教徒是洪保的同黨，從而加深了對天主教的排斥。自1851年（嗣德四年）起，嗣德帝頒布一系列禁止傳教的法令，加強了對天主教的限制，并處決了多名法國傳教士。這一系列事件為后來法國出兵越南提供了借口。
法國入侵
嗣德帝統治時期，越南的國家經濟與民眾生活狀況已不如從前。在他即位初期，工部左參知張國用曾指出民間的財力不及往年的十分之五六。1852年（嗣德五年）三月，嗣德帝也對資金短缺與兵員不足的局面表示擔憂，下令群臣商議對策。此外，頻繁的自然災害，特別是北圻地區連年堤壩潰決引發的洪災，導致民眾生活艱難，叛亂事件頻繁發生。1850年（嗣德三年），鑒于連年饑荒導致民生困苦，嗣德帝下令釋放了在乂安參與叛亂的130余名百姓。1854年（嗣德七年），鎮守北圻的重臣阮登楷去世。同年，自稱后黎朝皇室后裔的黎維秬在失意文人高伯適的輔佐下起兵，在山西、河內、北寧一帶活動。這次叛亂雖被迅速平定，但北圻地區從此陷入了長期的動蕩。在此國內局勢動蕩不安的背景下，法國以阮朝限制天主教傳播為由，聯合了同樣有傳教士在越南死亡的西班牙，對越南采取了軍事行動。
1858年9月1日（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搭載著3000余名士兵的法西聯合艦隊抵達越南沱灢（今峴港）。在給越南守軍的最后通牒期限過后，聯軍炮擊沱灢，開啟了戰爭。隨后聯軍登陸，占領了安海、奠海等多處要塞，越軍統帥黎廷理陣亡，順化面臨威脅。嗣德帝改派阮知方為廣南軍次總統，領兵抵抗。阮知方采取了防守為主的戰略，修筑堡壘并設伏出擊，多次取得勝利。因聯軍士兵不適應當地氣候，疫病流行，法軍統帥黎峨于1859年（嗣德十二年）初率主力南下南圻，并于同年2月18日攻占南圻重鎮嘉定（今胡志明市），定邊護督武維寧自殺。當時，英法聯軍正在中國進行第二次鴉片戰爭，因此法軍在占領嘉定后不久，便將主力調往中國戰場，僅留約800人駐守嘉定附近的右平堡。南圻的一些天主教徒響應法軍，為其守御、探報，法軍由此在當地站穩腳跟。
1859年六月，法國提出議和以作緩兵之計。張登桂、潘清簡等重臣也主張停戰，嗣德帝于是同意和談。但因法國提出的開放口岸和自由傳教等條件未被阮朝接受，和談于1860年春破裂。越軍試圖收復嘉定但未成功。同年冬，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法軍得以調動更多兵力，全力進攻南圻。1861年（嗣德十四年）正月，法軍攻破嘉定大屯及暫省，越軍統帥阮知方受傷，嗣德帝改任阮伯儀為統帥。三月，定祥失守。五月，阮伯儀與法軍議和，法方提出割地賠款要求，遭嗣德帝反對，法軍遂于十一月攻取邊和。嗣德帝再次起用阮知方代替阮伯儀，但局勢已難以挽回。1862年（嗣德十五年）二月，法軍攻取永隆，南圻東部瀕臨全部失守。與此同時，法國傳教士潘勒林慫恿天主教徒謝文奉從香港返回北圻，謝文奉自稱后黎朝后裔黎維奉，聚集數萬人起事，并有法軍人員參與指揮。面臨后方動蕩的局面，嗣德帝被迫派遣潘清簡、林維浹與法國議和。
1862年6月5日（嗣德十五年五月九日），越南與法國、西班牙簽訂《壬戌和約》（即第一次西貢條約）。條約規定越南將南圻東部的嘉定、邊和、定祥三省及昆侖島割讓給法國，并向法、西兩國賠款400萬銀元，同時開放通商口岸、允許天主教自由傳教、給予最惠國待遇。此舉標志著越南被迫開放國門，并逐步淪為殖民地。
內外交困
阮朝與法國簽訂條約后，嗣德帝將阮知方從南圻前線召回，隨即任命他為西北軍次總統，令其即刻前往北圻，鎮壓當時日益擴大的、以謝文奉為首的叛亂勢力。另一方面，嗣德帝對《壬戌和約》的內容，特別是割讓領土和承認天主教傳播的條款表示不滿，并尋求贖回南圻三省。1863年（嗣德十六年）五月，他派遣潘清簡、范富庶、魏克憻出使法國，直接與法皇拿破侖三世交涉。法國方面起初有條件同意歸還三省，并與潘清簡草簽了新約，但隨后反悔。至1865年（嗣德十八年）正月，法國正式接管了南圻三省，嗣德帝未能采取有效行動，只得接受這一結果。
1864年（嗣德十七年），《壬戌和約》的內容在越南公開，引發了廣泛反響。在該年的科舉考試中，多地考場出現抗議事件。應試士子們情緒激動，上書要求嚴厲處置天主教徒與外國人，主張對法作戰，并指責潘清簡等談判官員通敵，要求予以懲處，否則拒絕參加考試。嗣德帝對帶頭者施以杖刑，并將若干未能有效安撫士子的地方督學官員罷免。與此同時，嗣德帝的堂弟阮福洪槢因不滿條約的條款，上書請求領兵清除天主教徒，被嗣德帝斥為魯莽而未獲準許。此后，阮福洪槢計劃起兵，意圖清除負責對法交涉的官員并屠殺天主教徒，但未敢實際行動。至1864年十二月，計劃泄露，阮福洪槢被處斬，改從母姓稱武槢，同黨阮文院被處極刑，多名卷入此事的宗室成員也被處死。根據法國傳教士的記錄，大部分官員對阮福洪槢持同情態度，支持嗣德帝的僅有少數主和派重臣。
經歷一系列內外事件后，嗣德帝的健康狀況受到嚴重影響。自1865年（嗣德十八年）起，他因身體原因連續八年未能親自主持祭祀典禮。據其自述，當時政務繁重，作息失常，導致虛弱病癥加重，出現頭暈目眩、腳軟腹滯等癥狀，以致無法親祭和勤理政事。他因此開始考慮后事，為自己選址修建陵墓。負責督建陵墓的官員阮文質管理苛刻，使服役軍民負擔沉重，民間流傳歌謠抱怨其勞役之苦。段征、段直兄弟鼓動修建陵墓的民夫和士兵攻打皇宮，企圖弒君并改立阮福洪保之子丁導（阮福膺導）為帝。他們以禁軍將領尊室菊為內應，于1866年（嗣德十九年）八月初八率千余人分三路攻入皇宮午門。侍衛胡威、阮盛等人進行抵抗，關閉內廷門戶。段征等人占據太和殿，并試圖扶立丁導，但其轎輦被胡威喝退。胡威繼而質問叛軍士兵是否甘愿從逆，導致叛軍人心動搖，并趁機刺傷段直。隨后援軍趕到，平息了叛亂。事后，尊室菊自殺，段征、段直等十三人被處死，丁導及其家人亦被處絞刑。當時，法國停止了對北圻叛亂勢力的援助，該地區局勢逐漸穩定。阮知方在段征之變后不久班師回朝，曾勸諫停止修建陵墓并請求下詔罪己，但嗣德帝未接受下罪己詔的建議。此外，南圻的局面持續惡化。法國要求取得南圻西部的永隆、安江、河仙三省，并于1867年（嗣德二十年）七月出兵占領。負責該地區的經略大臣潘清簡自殺，南圻至此全部被法國控制。
北圻亂局
嗣德帝接受清朝冊封后，中國南方爆發了以太平天國為首的大規模民變，導致中越之間的朝貢路線中斷，兩國正常交往受阻。隨著清朝逐漸平定南方局勢，嗣德帝于1868年（嗣德二十一年）重新派遣使節前往清朝。
與此同時，被清軍擊潰的兩廣地區民變武裝大量涌入越南北圻邊境各省及紅河流域，占據地方，攻城掠地。主要勢力包括“延陵國”首領吳鯤（又稱吳亞終）及其分離出的黃崇英黃旗軍、劉永福黑旗軍、盤文二（盤文義）白旗軍，此外還有蘇國漢（蘇四）、陸之平、李亞生等多股武裝。越南北部駐軍戰斗力不足，南方部隊又不適應北方環境，難以應對這些武裝，總督段壽、副提督阮曰成等多位官員相繼陣亡。
在恢復對清關系后，嗣德帝向清廷請求聯合剿匪并獲得同意。1869年（嗣德二十二年），廣西提督馮子材率三十一營清軍出鎮南關進剿，平定了吳鯤勢力。此后清軍多次進入北圻協助剿匪，直至中法戰爭爆發。另一方面，阮朝于1867年（嗣德二十年）招撫劉永福，利用其力量對付其他武裝。劉永福先后消滅白旗軍并擊敗黃旗軍，控制了紅河上游的關稅征收權，成為北圻最強勢力。嗣德帝最初授予劉永福百戶、千戶等低級武職，1873年（嗣德二十六年）提升為保勝（今老街）防御使。
此外，阮朝于1870年（嗣德二十三年）任命黃佐炎為諒平寧太統督軍務大臣，與清軍及劉永福協同剿匪。1872年（嗣德二十五年）七月，又派阮知方再赴北圻，擔任宣察董飭大臣，負責統籌指揮北圻剿匪事務。
在北圻匪患尚未平息之際，法國勢力開始從南圻向北延伸。法國商人涂普義試圖開辟經紅河通往中國云南的航線，于1872年（嗣德二十五年）十月以協助清朝云南提督馬如龍運輸軍火為由，率領懸掛中國龍旗的船隊強行駛入紅河，不顧越南當局反對穿越北圻抵達云南。1873年（嗣德二十六年），從云南返回河內的涂普義進一步提出航運要求，改掛法國國旗試圖通過紅河向云南運鹽，遭到越南方面堅決阻止。
嗣德帝請求法屬交趾支那（南圻）總督游悲黎介入調解，游悲黎借機派遣海軍上尉安鄴前往北圻，表面目的是召回涂普義，實際意圖是迫使阮知方向法國開放北圻。在遭到阮知方拒絕后，安鄴于同年九月三十日率領百余名武裝人員攻占北圻首府河內，阮知方戰敗受傷后絕食身亡。十月，安鄴在越南天主教徒配合下奪取海陽、寧平、南定等省，并與黃旗軍建立聯系。
劉永福得知消息后，率黑旗軍馳援河內，在紙橋之戰中擊敗法軍并擊斃安鄴。法國派遣司法官霍道生前往順化和北圻處理后續事宜，同意歸還河內等城池。嗣德帝決定與法國妥協，命令劉永福停止軍事行動。待法軍撤離北圻后，于1874年（嗣德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與法國簽訂《甲戌和約》（即第二次西貢條約）。條約規定越南開放北圻及紅河通商，同時聲明“大南國大皇帝行使自主之權，不臣屬于任何國家”，但又規定越南若與他國建交需事先通報法國，法國有權協助平定內外動亂，并可派遣“欽使”常駐順化。此舉使得北圻門戶大開，越南實際上成為法國的保護國。
此時最令嗣德帝困擾的并非法國，而是北部的文紳運動。《壬戌和約》簽訂后，天主教徒公開活動，越南國內非天主教民眾與天主教徒之間的沖突日益加劇。安鄴入侵北圻期間，當地天主教徒群起響應，引起文紳階層不滿。安鄴被擊斃后，北部文紳開始大規模報復天主教徒，其中以乂安地區最為激烈。
1874年（嗣德二十七年）正月，乂安文紳在秀才陳瑨、鄧如梅領導下，發起針對法國和天主教徒的行動，土匪武裝陳光浣、張光首、阮輝琠也加入其中。他們攻占河靜省城，導致大量天主教徒傷亡，聲勢迅速擴大。嗣德帝被迫請求外部援助，最終在法國海軍支援下，于同年九月平息了這次文紳運動。
憂患而終
在與法國簽訂《甲戌和約》并平息北部的文紳運動后，黃旗軍領袖黃崇英于1875年（嗣德二十八年）七月被清越聯軍俘獲并處決，北圻局勢暫時趨于平穩，但仍有若干零散匪幫持續活動。同年十月，海陽商政管理阮有度指出北圻面臨三大難題：影響農業的堤防治理問題、導致匪患的流民問題，以及法國對紅河通航及上游礦產開采的意圖所引發的商貿問題。直至嗣德朝結束，這些根本問題未能得到解決，北圻的穩定秩序未能恢復，從而為法國介入北圻事務提供了條件。《甲戌和約》簽訂后，嗣德帝雖采取對法協調政策，但并未將本國視為法國的保護國，仍繼續向中國朝貢，請求清軍協助剿匪，并嘗試拓展外交以牽制法國。法國初期對越南維持現狀，至1880年（嗣德三十三年），法國決定對北圻采取積極政策，以落實其對越南的所謂保護權。1881年（嗣德三十四年）八至九月間，法國要求越南驅逐被指“違約阻商”的劉永福，否則將于次年對北圻用兵。嗣德帝下令駐守保勝的劉永福撤離紅河商路區域，但未獲響應。
1882年（嗣德三十五年）正月，法國派遣海軍中校李威利率領五百名士兵遠征北圻，意圖消滅劉永福。河寧總督黃耀在河內進行抵抗，三月初八日，法軍攻占河內，黃耀陣亡。此時法國因埃及局勢牽制，命令李威利暫緩行動，李威利遂于五月將河內交還越南，但仍以黑旗軍未撤離為由繼續滯留北圻。同年三月，嗣德帝查閱北圻三宣地區的軍力記錄，顯示兵力達七千五百余人，對此表示：“兵力數量如此之多，理應足夠應對。問題在于未能盡心效力。有臣如此，實堪感慨。”李威利占領河內后，嗣德帝決定向清朝求援。清廷此前已關注法國在北圻的行動，在接到河內失守的消息后，隨即以剿匪為名派軍進入越南北圻各省，同時由北洋大臣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展開談判。嗣德帝對清軍入境持歡迎態度，指示北圻官員妥善接待，并應李鴻章要求，派遣范慎遹、阮述前往天津參與談判。然而，入越清軍未產生顯著作用，中法談判也陷入停滯。
1883年（嗣德三十六年）二月，獲得七百名援兵的李威利再次占領河內，并攻取南定省城。清朝官員唐景崧勸說劉永福出兵抗法，四月十三日，劉永福在河內紙橋之戰中擊斃李威利。法國決定采取報復行動，派遣海軍少將孤拔率軍進攻順化。在法軍抵達順化之前，嗣德帝的健康狀況已急劇惡化。自1883年四月下旬起，他深受背癰與噩夢困擾，曾夢見阮福洪保、丁導等人糾纏，為此在天姥寺舉行法事，并邀洪保一名在世女兒出席。嗣德帝收養了三名侄子：膺禛（后來的育德帝）、膺豉（同慶帝）和膺登（建福帝）。其中膺登最為聰慧受寵，長子膺禛則表現平庸。但考慮到洪保事件的教訓及當前時局艱難，嗣德帝最終決定傳位于長子膺禛。六月十四日，他召見大臣陳踐誠、阮文祥、尊室說，當面傳達遺詔，指出膺禛雖經長期培養且名分已定，但略有眼疾且性情存在缺點，然而在國事艱難之際，仍需由年長之君繼位。他指定陳踐誠為輔政大臣，阮文祥、尊室說為同輔政大臣，并要求其廟號不得稱“祖”。六月十六日，嗣德帝去世。其廟號初定為成祖（后由建福帝改為翼宗），謚號為繼天亨運至誠達孝體健敦仁謙恭明略睿文英皇帝，安葬于謙陵。嗣德帝對后事的安排未能實現穩定時局的目的，在其去世后兩年內，阮朝更替了五位皇帝，越南也完全淪為法國的殖民地。
為政舉措
政治
完備典章
嗣德八年（1855年），阮朝完成了紹治年間開始編纂的《大南會典》。隨后，嗣德帝下令對該法典的具體事例進行整理，并于嗣德二十一年（1868年）刊行《欽定大南會典事例》，此舉標志著阮朝官僚體制的典章制度趨于完備。
整頓吏治
嗣德朝的政治狀況主要表現為因循舊制，官僚機構規模龐大且職責重疊，各部門遇事常相互推諉，存在隱瞞實情、效率低下的問題。嗣德帝曾指出，重要事務交付眾臣商議時，經常拖延不決，官員們多保持沉默或相互推諉，僅在私下小聲交流，待被詢問時則以困難為由回應，等待他人先提出意見后再附議，導致緊要事務有時終日甚至多日無法議定。與此同時，貪污腐敗現象日益嚴重，北圻地區的民間武裝甚至公開以清除貪官污吏作為號召。面對這些吏治問題，嗣德帝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對百官進行訓誡、下詔選拔賢才以及調整文書呈報流程，但并未能實施有效整頓。
體制改革
在法國勢力進入越南后，嗣德帝對官僚體制進行了一定調整。他仿效清朝總理衙門，設立了負責對外通商與交涉事務的“商舶大臣”，以適應開放港口后的新局面。然而，該職位并未獲得獨立權限，仍需與原有的中樞機構機密院協同議事，由此形成了所謂“院舶體制”。盡管當時越南已有如阮長祚等人士提出學習西方、改革內政的建議，出使外國的潘清簡、范富庶等官員也呼吁推行改革，嗣德帝并未完全排斥這些主張，但由于朝中守舊勢力較強及財政資源有限，這些改革建議最終未能付諸實施。嗣德帝在位期間，未對政治體制進行更深層次的變革。
經濟
財稅改革
嗣德年間，阮朝財政狀況緊張，特別是在經歷法越戰爭并承擔巨額賠款后，北圻地區又長期處于戰亂，因此嗣德帝不得不設法開辟財政收入來源。戰爭結束后，他推出了允許囚犯以錢財贖罪以及士民通過捐納獲得官職的條例，并陸續解除多種礦產開采禁令以征收礦稅，但效果有限。其中最重要的舉措是在嗣德十八年（1865年）決定放開民間鴉片禁令，對鴉片征稅，每年可征收三十萬零二千二百貫。這一政策遭到潘清簡、武仲平、阮知方、黃佐炎等眾多大臣反對，慈裕太后也認為不妥，但嗣德帝除禁止士大夫階層吸食鴉片外，仍堅持推行鴉片稅。
嗣德二十八年（1875年），鑒于越南北部地區私田眾多而稅負較輕的情況，嗣德帝下令統一全國田賦稅率，將南部實行的稅制推行到河靜省以北各省。此前北部私田上等田每畝征稅二十六升、中等田二十升、下等田十三升，公田分別為八十升、五十六升、三十三升。新稅制導致北部各省普遍不滿，北寧布政使潘廷評曾請求收回成命，但未獲批準。
對外貿易
在對外貿易方面，嗣德帝即位初期，停止了派遣官員前往廣東采購的“如東”和前往南洋采購的“如西”制度，所需貨物轉由華商承辦。開港通商后，嗣德帝逐漸恢復“如東”和“如西”的官方采辦。至嗣德二十九年（1876年），他正式解除自阮朝建立以來實施的海禁政策，允許越南人出海經商。
軍事
軍事改革
嗣德年間，阮朝軍事狀況逐漸惡化，武器裝備落后，士兵數量不足，士氣普遍低落。在法越戰爭前，越南軍隊仍主要使用“棍槍”等冷兵器，每50人的隊伍中僅有5人配備舊式鳥槍，且全年僅進行一次射擊演習。民眾普遍逃避兵役，例如南圻地區民眾因生活較為富裕而不愿參軍，有田產的家庭在得知征兵消息時常舉家遷往鄰境。面對法軍時，越軍普遍存在畏敵情緒，遭遇敵軍即潰散。嗣德帝對此狀況未能采取有效措施，甚至到嗣德三十四年（1881年）仍在重申與實際戰況嚴重脫節的“象馬陣法”操演規程。
法越戰爭結束后，嗣德帝嘗試對越南軍隊進行近代化改造，特別注重引進蒸汽船技術。阮朝雖在明命年間制造過蒸汽船，但至此時已損毀失效。嗣德十六年（1863年），嗣德帝派遣黃文敞和黎文玫向法國人學習蒸汽船制造技術，三年后又派遣20名工匠前往法國在嘉定的造船廠學習。從嗣德十八年（1865年）至嗣德二十五年（1872年），越南陸續購入四艘蒸汽船，分別被賜名為“敏妥”、“順捷”、“騰輝”與“遠通”。嗣德二十九年（1876年），嗣德帝又從法國獲得五艘蒸汽船作為贈禮，賜名“利載”、“利濟”、“利達”、“利用”、“利泛”，并撰寫《利船記》以資紀念。這些蒸汽船在嗣德年間主要用于清剿海盜，同時也承擔前往廣東、南洋等地的官方采辦任務。
嗣德三十一年（1878年），嗣德帝在香港新聞日報上了解到強國之法包括造船、鑄炮、學習外語和訓練新軍等內容后，決定推行相關改革，并優先推行“學話”即學習外國語言。在其統治末期，嗣德帝試圖通過清朝派遣人員赴西方各國留學，并請清朝派遣專家赴越傳授鑄炮與造船技術，或安排越南人赴清朝學習。然而隨著嗣德帝去世及法國控制順化，這些軍事改革計劃均未能實現。
設山防衙
嗣德年間，越南北部地區匪患嚴重，阮朝官軍無力清剿。除請求清軍援助和招安黑旗軍外，嗣德帝決定授予當地豪強軍事權力。自嗣德二十八年（1875年）起，阮朝陸續在北部各省設立山防衙，任命出身當地的高級官員為山防使，令其組織屯田自衛。山防衙體制在改善匪患問題方面效果有限，但在咸宜元年（1885年）后的抗法勤王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文化
弘揚儒學
嗣德帝是阮朝學識最為淵博的皇帝，勤于研讀，其學問修養被視為阮朝歷代皇帝之首。在位期間，他高度重視儒學，積極推動學術文化發展。為促進儒學與漢字在民間的普及，他在晚年親自撰寫了兩部教學與學術著作：《嗣德圣制論語釋義歌》與《嗣德圣制字學解義歌》。書籍編成時，因法國入侵，阮朝無暇刊印，直至成泰十年（1898年）才得以刻印頒行。這兩部著作成為阮朝后期官方的標準漢越字典，其中的注音被采用為當時越南學界的標準音。
嗣德帝還注重向民間推廣儒家倫理道德。在法越戰爭期間的嗣德十三年（1860年），他下令制定適用于皇族、官員、軍營及鄉飲酒禮、男女婚嫁的禮儀規范。受清朝宣講圣諭活動的啟發，嗣德帝于嗣德十五年（1862年）親自制定《圣諭訓迪十條》，內容涉及倫理、職業、節儉、風俗、教育、學習、守法等多個方面。當時阮朝已被迫解除天主教禁令，嗣德帝為防范民眾轉而信奉天主教，下令各村社鄉紳宣講這些訓條，并根據感化效果給予獎賞，以抵制天主教傳播。嗣德二十四年（1870年），又將《訓迪十條演義歌》翻譯成喃字以便民間理解，次年六月刊行，要求上至皇室百官、下至各村村民均需持有。嗣德帝原計劃大規模宣講，但考慮到天主教已解禁，最終僅下令收藏此書。
修編書籍
嗣德帝熱衷于典籍編纂，其在位期間修成的最著名史書為《欽定越史通鑒綱目》。該書的編修工作自嗣德九年（1856年）開始，至嗣德三十四年（1881年）完成。編纂過程中，嗣德帝親自參與，效仿乾隆皇帝的做法加以批注，除對歷史事件和人物進行認定與評價外，還主導制定凡例并為全書劃分歷史階段。此外，嗣德年間還組織編修了《欽定大寶鑒》《欽定字典分類》《大南文苑》《大越文選》《熙朝文選》《大南一統志》等多種典籍，但多數未能在其任內完成或刊行。
整頓教育
嗣德帝在科舉考試中增設雅士科與吉士科，以選拔有文才者入仕。法越戰爭后，他認為國子監教學因戰事受到影響，不利于人才培養，于是下令選拔學行兼備者擔任國子監教師，淘汰怠惰者，增補品學兼優的生員。針對當時富人通過行賄考官以通過“課試”的風氣，嗣德帝于嗣德三十年（1877年）申明并嚴格執行“士子考課法”，以整頓考紀。
對天主教
阮朝自明命帝以來，將天主教視為邪教并嚴加禁止，嗣德帝延續了這一政策。他認為天主教教理不合倫理，加之宗室阮福洪保曾與天主教徒往來，因此在位初期進一步加強禁教，處死多名傳教士，此舉成為法越戰爭的誘因之一，部分天主教徒轉而協助法軍?！度尚绾图s》簽訂后，天主教禁令解除，教徒可公開活動，但與普通民眾的沖突日益加劇，至嗣德二十七年（1874年）引發了反洋教的“文紳運動”。鎮壓該運動后，嗣德帝允許將“良民”改稱“平民”，將“道民”、“莠民”改稱“教民”，標榜一視同仁，致力于調解雙方糾紛，徹底改變了此前對天主教的政治立場。
外交
對中國
嗣德帝在位期間，越南阮朝繼續維持與中國清朝的宗藩關系。即位后，他按照慣例派遣刑部右參知裴樻等人前往北京，報告前任皇帝去世的消息并請求冊封，同時計劃北上河內完成冊封儀式。1848年，阮朝官員阮登楷和尊室弼提出向清朝請求允許國號世襲、停止冊封，或將冊封儀式移至首都順化舉行，但嗣德帝未同意。阮登楷再次上奏，列舉理由：河內是前朝“安南”的舊都，阮朝與“安南”不同，因此不適合在河內舉行儀式；順化距離河內太遠，長途出行可能存在風險；取消北巡可以節省開支并減輕民眾負擔。阮登楷預計清朝會同意，并認為如果清朝因路途困難而允許阮朝永久繼承國號并停止冊封，將有助于提升國家尊嚴和民生利益。嗣德帝最終采納了在順化冊封的建議，以河內宮殿年久失修以及自己年輕、國家局勢不穩定不敢離開國都為由，向清朝請求在順化舉行冊封。清朝道光帝批準了這一請求，嗣德帝得知后表示滿意，認為這符合外交原則并有利于國家體面，于是對使臣裴樻等人晉升官階并給予豐厚賞賜。1849年七月，嗣德帝在順化接受清朝冊封為“越南國王”。1850年3月，嗣德帝獲悉道光帝去世的消息后，下令停止朝會五日，這是阮朝歷史上唯一一次主動為清朝皇帝舉行哀悼。
嗣德五年（1852年），又到了越南向清朝進貢的周期，嗣德帝派遣范芝香等人出使。由于當時清朝正發生太平天國起義，這個使團被迫滯留了三年才得以返回越南，此后中越之間的朝貢關系中斷了十多年。到了嗣德十三年（1860年），嗣德帝準備再次派遣黃善長等人前往北京朝貢，但清朝以廣東、廣西兩地局勢尚未平定為理由拒絕了這次朝貢。直到嗣德二十一年（1868年），以黎峻為首的越南使團才成功進入鎮南關，恢復了與清朝的朝貢關系。嗣德二十七年（1874年），越南與法國簽訂了《甲戌和約》，該條約在強調越南擁有自主權的同時，也規定越南此前與任何外國的交往關系都應維持原狀。因此，盡管法國方面對此提出異議，嗣德帝仍然堅持每四年向中國朝貢一次，這一制度持續到他去世。
除了維持朝貢關系，嗣德帝在位期間還多次向清朝請求派遣軍隊協助剿滅匪患。雖然中國境內的土匪和叛亂勢力流入越南的現象早已存在，但在嗣德帝時期變得尤為嚴重。阮朝官方軍隊應對不力，因此嗣德帝頻繁向清廷尋求援助。
嗣德二十一年（1868年），在恢復朝貢的同時，嗣德帝指令使臣向廣西巡撫蘇鳳文遞交公文，請求清軍協助剿匪。清廷批準后，于嗣德二十二年（1869年）派遣廣西提督馮子材率領三十一營士兵出鎮南關，用了一年多時間平定了以吳鯤為首的“延陵國”勢力。吳鯤的余部黃崇英及其率領的黃旗軍繼續在北圻地區活動，嗣德帝再次向清朝求援。清軍隨后于嗣德二十四年（1871年）和嗣德二十八年（1875年）兩次出關圍剿黃旗軍，最終俘獲并處死了黃崇英。
嗣德三十一年（1878年），清朝將領李揚才自稱是越南李朝皇室后裔，率部進入越南，聲稱要索回“祖業”。為此，嗣德帝親自撰寫了呈遞給清朝皇帝和皇太后的緊急奏文。次年，馮子材奉命率軍出關，剿滅了李揚才。此后，以陸之平、李亞生、覃四娣為首的中國匪幫仍在北圻地區活動，清軍應阮朝之邀，于嗣德三十四年（1881年）底再次出關剿匪。此后清軍便駐扎在北圻，直至中法戰爭爆發。
嗣德帝并非愿意清軍長期在越南北部行動，但由于其手下大臣和軍隊能力不足，他對此感到無奈，并曾批評負責剿匪的官員黃佐炎和尊室說，稱之所以不得不遠求清兵，是因為他們行動遲緩、未能齊心協力肅清匪患。除了直接請求清軍援助，嗣德帝還采取了招安并利用劉永福的武裝來對付其他匪幫的策略。
嗣德帝長期將對清朝的關系限定于朝貢與協助剿匪的范疇，無意讓清朝介入越南與法國之間的事務。他認為，清朝作為宗主國自身尚不能實現富強，因此難以在其他方面提供有效支持。基于此，即便在為贖回南圻（交趾支那）而深感困擾之時，他也沒有向清朝請求援助，甚至未曾將此事通報清廷。
清朝方面是在處理天津教案期間，委派廣西太平知府徐延旭調查越南情況時，才得知越南已將南圻割讓給法國。而嗣德帝本人直至嗣德三十一年（1878年）上奏請求清廷協助剿滅李揚才時，才在奏折中提及南圻失陷一事。
在法國首次入侵北圻并簽訂《甲戌和約》后，嗣德帝同樣未及時向清廷報告。雖然法國方面將此事通知了清廷，但當時清朝自身面臨諸多困難，除聲明越南原為中國屬國（此表述被法方誤譯為“越南曾經是中國屬國”）并繼續協助越南剿匪外，未采取其他實質行動。
嗣德三十四年（1881年），法國宣布將落實對越南的保護權并再次派兵北圻，阮朝此時開始出現聯合清朝抵抗法國的意向。朝臣們注意到清朝正就琉球問題與日本交涉，因此判斷清朝同樣會為維護越南這一藩屬國而與法國進行外交周旋。與此同時，清朝通過駐法公使曾紀澤獲悉法國對北圻的圖謀，認為越南積弱已久，但作為中國藩籬不可置之不理，從而開始重視越南局勢。清廷隨后派遣輪船招商局廣州分局道員唐廷庚前往越南與嗣德帝接洽。同年十二月，唐廷庚抵達順化，嗣德帝以“避免引起外國猜疑”為由未親自接見，改由協辦大學士阮文祥出面，并向唐廷庚提出三項請求：允許越南派遣使節常駐北京以便與各國聯絡、請清朝協助越南向各國遣使、由清朝保護劉永福勢力。次年春季，法軍將領李威利率軍入侵北圻，嗣德帝多次向唐廷庚及兩廣總督曾國荃緊急求援。清廷決定以剿匪為名派軍進駐北圻各省，同時命令北洋大臣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進行談判，雙方商定以紅河為界劃分中法在北圻的勢力范圍。嗣德三十六年（1883年），應李鴻章邀請，嗣德帝派遣范慎遹、阮述前往天津參與談判，并向清朝提出三項新的請求：協助越南學習西方技術以圖自強、幫助越南與西方國家訂立條約以牽制法國、派清軍駐守順化以防御法軍進攻。
對法國
嗣德帝的對法政策第一階段從即位到嗣德十五年（1862）。在此期間，他比前代更加嚴格地執行鎖國和禁教政策，多名傳教士被殺害。嗣德九年（1856），法皇拿破侖三世派遣的孟狄納累使團來到沱灢，提出建交、通商和傳教的要求，但被拒絕；使團在開炮后離開。隨后，嗣德帝加緊捕殺傳教士，包括西班牙傳教士被殺害。法國和西班牙因此聯合于嗣德十一年（1858）入侵越南，引發了長達四年的法越戰爭。法軍攻擊順化未成功，轉而南下奪取南圻重鎮嘉定。嗣德帝命令百官密奏籌洋方略，意見大致分為四派：固守議和派、和守相機而動派、主和派和主戰派。嗣德帝贊同固守議和派的主張，因此兩次與法國進行和談，但均告破裂，南圻四省也相繼被占領。嗣德十五年（1862）五月，嗣德帝派遣潘清簡和林維浹前往嘉定議和。起初，嗣德帝有意模仿清朝在鴉片戰爭中贖回廣州的做法來贖回南圻，并堅持土地不可割讓、天主教不可公開傳播。然而，潘清簡等人最終簽訂了《壬戌和約》（第一次西貢條約），規定越南向法國和西班牙賠償400萬銀元、開放沱灢、巴叻和廣安三港，割讓嘉定、邊和、定祥三省給法國，并允許天主教自由傳教。
第二階段從嗣德十五年（1862）至嗣德二十六年（1873）。此階段嗣德帝的對法外交主要聚焦于收回南圻的問題。他派遣潘清簡前往巴黎與法國政府直接交涉，法國方面同意有條件歸還南圻三省，并派駐暹羅領事何巴理前往順化商討新約。然而，由于雙方對新約條款均不滿意，談判最終未能達成協議。除直接談判外，嗣德帝也采取了暗中支持南圻抗法勢力的策略，例如在廷臣建議告誡抗法領袖張定勿輕舉妄動時，他未予采納；在法國要求抓捕抗法領袖武維揚時，他下令予以暗中庇護。此外，他還采納機密院的建議，試圖通過各國報紙傳播南圻民眾抗法的消息，以向法國施加輿論壓力。這些舉措均未能阻止法國的行動，法國于嗣德二十年（1867）進占南圻西部的永隆、安江與河仙三省，南圻經略大臣潘清簡自殺，南圻至此全部被法國占領。嗣德二十三年（1870），得知法國在普法戰爭中戰敗及拿破侖三世被俘后，嗣德帝認為存在機會，便指示商舶大臣修書交趾支那總督，一方面表示吊慰，另一方面勸說其歸還南圻并回救本國?？偠絻H對吊慰表示感謝，未有其他回應。此后，由于北圻遭遇清匪入侵，阮朝朝廷無暇進一步處理南圻問題。
第三階段自嗣德二十六年（1873）至嗣德三十四年（1881）。此階段初期，因法國商人涂普義試圖通過紅河進入云南，嗣德帝一方面派遣陳廷肅、阮仲合前往北圻進行交涉，另一方面派遣黎峻、阮文祥前往南圻，請求交趾支那總督游悲黎進行調停。游悲黎借此機會介入北圻事務，派遣海軍上尉安鄴以北圻調停為名采取軍事行動，但安鄴后被劉永福所部擊殺，此次事件被稱為北圻變故。嗣德帝評估形勢后，決定撤回黑旗軍并與法國妥協。法國隨后派遣交趾支那司法官霍道生前往順化及北圻處理后續事宜，并同意歸還原由安鄴占據的河內城池。嗣德二十七年（1874），黎峻、阮文祥在嘉定與游悲黎簽訂了《甲戌和約》（即第二次西貢條約），同年六月又締結了《越法商約》。這些條約規定越南需開放北圻及紅河，進一步擴大法國商業權益，并在與外國締結條約前須告知法國，同時法國可派遣辦理公使常駐順化，這些條款使越南在事實上處于法國的保護國地位。此后，嗣德帝采取對法協調政策，在法國海軍援助下鎮壓了乂安的文紳運動，并自法國獲得槍炮彈藥與蒸汽船等物資，還在法國指導下建立了海關及港口管理制度。此外，他派遣阮增阭、阮誠意出使法國并參加1878年巴黎世博會。另一方面，嗣德帝試圖與暹羅及其他歐美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以拓展外交空間的努力，因法國的阻撓而未成功。
嗣德帝在位初期至嗣德十五年（1862）期間，其對法政策表現為較前代更為嚴格的鎖國與禁教措施，期間有多名傳教士被處死。嗣德九年（1856），法皇拿破侖三世派遣的孟狄納累使團抵達沱灢，提出建交、通商及傳教等要求，未獲越南方面同意，該使團在開炮示威后撤離。此后，嗣德帝進一步加強對傳教士的搜捕與處決，其中包括西班牙籍傳教士。作為回應，法國與西班牙聯合于嗣德十一年（1858）出兵越南，引發歷時四年的法越戰爭。法軍進攻順化未果，轉而攻占南圻要地嘉定。面對此局勢，嗣德帝令百官密奏應對策略，所提意見主要分為固守議和、和守相機、主和及主戰四類。嗣德帝采納固守議和主張，兩次與法國進行和談，然皆未成功，南圻四省在此期間陸續被法方占領。至嗣德十五年（1862）五月，嗣德帝派遣潘清簡與林維浹赴嘉定議和。起初嗣德帝意圖效仿清朝在鴉片戰爭后贖回廣州之例贖回南圻，并堅持不割讓土地、不公開允許天主教傳播。然而，最終潘清簡等人與法方簽訂了《壬戌和約》（即第一次西貢條約），其中規定越南向法國與西班牙賠償銀元400萬元，開放沱灢、巴叻、廣安三處港口，割讓嘉定、邊和、定祥三省予法國，并準許天主教自由傳教。
對柬埔寨
柬埔寨在明命年間曾是阮朝領土，至紹治年間轉為阮朝屬國，同時亦向暹羅稱臣，約定每三年朝貢一次。嗣德四年（1851）、七年（1854）及十年（1857），柬埔寨按期朝貢。嗣德帝應其請求歸還了佛經等戰利品，但未同意歸還烏門、七山、巴川及堅江等地。嗣德帝派遣曾參與對柬作戰的阮知方駐守南圻，并意圖使柬埔寨保持對阮朝的尊重。嗣德十二年（1859），柬埔寨國王安東派遣使節前來慶賀慈裕太后五十壽辰。阮知方建議賞賜柬埔寨王母以維系友好關系，但未獲嗣德帝同意。次年，柬埔寨以追捕占族叛亂首領為由進入南圻地區，并與法國方面有所接觸。此后安東去世，柬埔寨出現內部動蕩，其對南圻的邊境活動仍未停止。法越戰爭期間，法國曾提出柬埔寨不再向越南朝貢作為議和條件。廷臣表示反對，但嗣德帝認為若法國堅持此項，可予接受，惟需法國確保柬埔寨不再進犯越南。此項條款最終未列入《壬戌和約》。至嗣德十六年（1863），法國使柬埔寨成為其保護國，越南與柬埔寨之間的宗藩關系隨之結束。此后，阮朝僅余西原地區的水舍、火舍等屬國。
對暹羅
越南與暹羅在明命時期因爭奪老撾與柬埔寨的控制權而導致關系緊張。法越戰爭結束后，嗣德帝有意恢復與暹羅的外交關系，但希望由暹羅方面首先提出請求。至嗣德三十一年（1878），暹羅借送還越南鎮寧府官員之機致書阮朝，提議恢復雙邊友好關系。嗣德帝隨即派遣阮協出使暹羅進行回訪。此后，暹羅計劃派遣使節赴越答謝，但因法國方面阻撓未能成行，最終通過雇傭法國人員將禮品轉交嗣德帝，嗣德帝則通過書面形式予以回復。
對其他西方國家
嗣德帝在位初期對西方國家均采取排斥政策。嗣德三年（1850），美國船只抵達沱灢請求通商，遭到拒絕。法越戰爭后，嗣德帝開始考慮與更多西方國家建立關系以應對法國。例如，嗣德二十五年（1872），德國駐香港領事提出與越南修好，嗣德帝隨即派遣阮政前往香港回應，并將所購的德國蒸汽船命名為“遠通”以表達與外交往的意愿。然而，德國當時的政策是與法國在東方事務上協調，因此并未與越南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兩年后簽訂的《甲戌和約》規定，越南與其他國家締約需事先通知法國，此舉制約了越南的外交自主權。此后，越南僅在嗣德三十二年（1879）與西班牙簽訂了一項商約，而西班牙在法國影響下，僅由其駐華公使兼任駐越公使。嗣德帝后期曾嘗試通過清朝與西方國家建立聯系，但這一努力未能取得結果。
主要作品
阮福時一生編有多卷本御制詩集，據說著有4000篇漢詩文，保存下來約100篇喃字文章及800余篇漢詩文。除此之外，他還親自將漢文典籍翻譯為喃字刊行，如《嗣德圣制字學解義歌》《論語演音》等。嗣德帝特別重視歷史，曾在其詩集序言中說"生乎千百年之后，而能知乎千百年之前，非籍有史何以哉，故世世君臣士女不可以不讀史"，因此他不僅命人編撰《欽定越史通鑒綱目》，述自上古以迄后黎之事，還以越南歷朝歷代的風云人物為吟詠對象，作了兩百多首詠史詩，并結集為《御制越史總詠》。
軼事典故
自幼聰穎
嗣德帝在剛學會說話時，便經常手握炭塊在墻壁上涂畫。有人見到后詢問其行為，他回答是在寫“狀”字，即狀元的狀。有一次，紹治帝命諸子解釋自己名字的含義，嗣德帝根據所學訓詁知識回答：“洪意為重大，任意為負荷。”紹治帝聽后問道：“重負者何？樵薪耶？”
詩歌外交
嗣德帝熱衷于詩歌創作。據記載，他在處理政務之余常進行詩文寫作，下筆迅速，無需長時間斟酌。他曾下令各地選拔通曉詩文的女子入宮擔任教習，以便后宮女性能夠參與其詩歌創作活動。此外，他還將作詩納入治國理政的范疇：遇久旱降雨時創作與降雨相關的詩作，期待戰事勝利時寫作望捷詩，并向議政大臣、出使人員及作戰將士賜詩以示勉勵。在外交場合，嗣德帝亦運用詩歌進行交流，如嗣德三十五年（1882年）正月曾作詩贊譽李鴻章，委托唐廷庚轉交，詩中提及“天相中朝壽老成”“愿借東風達遠情”等內容。李鴻章的回復詩則包含“山河表里本天成”“寄語賢王建樹宏”等語句，并提及“及時自強、歸誠天朝、誤訂法約”之意。
好讀史書
嗣德帝注重研讀史籍，對中國歷史較為熟悉。據記載，他在閱讀《明史》時注意到松江府曾有人為魏忠賢修建德馨祠，遂下令將宮中表德殿的德馨樓更名為明德樓。他在訓諭中常引用中國歷史人物為例，要求文臣參照趙廣漢、諸葛亮、裴度等人的行為，武將效法趙充國、馮奉世、郭子儀、李光弼、曹彬等人，宗室則學習漢代東平王劉蒼、宋代濮王趙允讓等先例，其本人亦以漢文帝、宋仁宗為參照。在法越戰爭結束后，嗣德帝曾印制《唐書》中李泌、裴度、李絳三位中興名臣的傳記，分發予一品至四品官員，每三十人一冊，要求群臣研習。此外，他還兩次將乾隆御批的《通鑒》下發至全國各學堂，令士子學習。除中國史外，嗣德帝也關注本國歷史。他對當時士子多熟悉中國史而疏于越南史的狀況有所留意，因此下令編修《欽定越史通鑒綱目》，并親自進行批注，同時編纂刊行《越史總詠集》。不過總體而言，在其訓諭與著述中，對中國史的引用仍占主要部分。
欲開世博
嗣德十九年（1866），法國舉辦萬國博覽會（越南稱“斗巧場”），并邀請越南參與。嗣德帝由此提出本國亦籌辦類似博覽會的設想，向大臣征詢意見，詢問若由越南開設展場，匯集各國展示技藝，是否具有實際效益。大臣回復指出，西方各國以擅長機械技巧著稱，且有意向東擴展，若由越南主動招請，恐將導致多國同時前來，可能引發不便。嗣德帝最終采納了該建議。
拒入宗廟
在嗣德年間，法國完成了對南圻全境的吞并。嗣德帝曾有意贖回該地區，但未能實現。隨著《甲戌和約》的簽訂，越南在法律上承認了法國對南圻的占領。嗣德二十九年（1876），嗣德帝以“故有疆域未能恢復”為由頒布罪己詔，其中表示，若自己未能實現此志而離世，即便臣民不忍指斥，也應依例將其別置，不祔入世室，不追加尊謚，以此作為君主有過失的警示，并使自己能與臣民共同承擔此責。該詔書本擬布告天下，經群臣勸諫后未予公開。
議改國號
嗣德三十一年（1878年），嗣德帝計劃將國號從“大南”更改為“大興”或“大化”。機密院大臣對此提出看法，認為“興”字含義雖好，但與實際情況不盡相符；“化”字則既涵蓋根本，又符合越南語音，被認為較為合適。然而，考慮到當時局勢多變，人心易生動搖，若倉促更改國號，恐引發民間無端猜測與謠言，屆時將難以遏制。因此，他們建議待局勢平穩后再行實施。嗣德帝采納了這一建議，最終未更改國號。
嗣德與鶴
據傳，清朝皇帝曾向嗣德帝贈送一只仙鶴，嗣德帝對其頗為珍視，并在其頸上懸掛標有“天子鶴”字樣的標識。后該鶴從御花園走失，進入一處民宅，被民戶所飼養的犬只咬死。嗣德帝因此下令對民宅主人處以死刑。御史范丹桂遂作詩勸諫，詩中指出：鶴不能言語，犬不識字；鶴闖入民宅，犬系守護主家；禽獸相斗，與人無關。若犬因吠鶴致死需歸罪于主人，那么若鶴啄死犬，又該依何律法定罪。嗣德帝聽后接受勸諫，隨后赦免了該民宅主人。
人物關系
參考資料
嗣德陵
嗣德陵建于1864年,費時3年修建完成。其外有高聳的石墻圍繞,內部庭院疊套,還建有假山、蓮花池、水榭、小橋、禁宮、戲臺、書房、祭室等建筑，供嗣德生前在這里讀書、休息、游樂。
影視形象
人物評價
朕寡默，效漢文、宋仁尤可及，至如唐太，多言朕所難效。予嘗謂歷代帝王賢庸不少，若以功名言，則漢文不及唐太；若以德性言，則唐太遠不及漢文，此亦天賦，非可強而能。予非敢薄唐太，但竊愿效漢文耳。故事事務寔，孜孜以養民固本為念，日夕決幾判事，目覽手批，不遺余力，雖亦不免有聲色禽貨之娛，仍亦不過尋常消遣，不計有無，寔不敢毫有病民妨政。然而企而未能，蓋由余德不足以化俗，才不足以作人，志大而識寡，求重而應輕。況朕孱弱，寬慈易欺。（阮福時 評）
阮朝官方評價：帝聰明仁孝，愛民好士，兢兢業業，勵精政事，三十六年常如一日。即位之初，郊祭必親，十余年后，積憂成病，每命恭代，然猶勉行初獻禮或先自瞻拜，心常歉然如不祭也。事皇太后，篤恭子道，每日一朝至恭，則整躬屏氣，長跪請安。既又談論書史或古今人物事跡，或漏下四五刻未嘗少懈。萬機之暇，多作詩文，落筆成章，不假思索，汪洋浩瀚，滔滔不竭，其評說辨難，皆足以剖析疑惑，垂示勸懲。嘗厭士習卑陋，拘于故套，屢更試法，申定教條，正科之外，又開宏詞科、雅士科、淹博科，士有一藝一能，獎拔簡眷尤至。由是螢窗蕓案，爭自濯磨，文章為之一變焉。臨朝拱默，不言人過失。士夫有罪，多寬假之，重者亦但嚴禁俟審，不輕置之刑。尤勤恤民隱，暑雨農功，辰辰咨問，蠲租減稅，無歲無之。自法人之來也，三四年間，國貧于師，加以北邊連兵，勞費事機，遂齟齬焉。迨和議定，連失南境，每遣使求贖地，而未之遂，居嘗不樂，嘗曰：“故疆未復，朕他日不敢入世室?！北镄斡谘哉Z，至于如此。于是設山防、設海防，置管田、置屯田，又立平準、開商政，孜孜汲汲，欲致富強，而奉行之下，未有以稱塞者。宮中無他好，辰出弋游，或三五日一命駕，群臣多以為言，帝亦自咎。然憂病煩郁，非此不舒，故借以遣懷，而機務亦未嘗稍懈廢也。嗚呼！以帝之天資圣學，好文守成，使當隆運，成康、文景何足云乎？（《大南寔錄》 評）
觀其大概，官不成官，民不成民，則其君可知也，實不足以立國，一目洞然，不必窮詰。（清朝官員唐景崧 評）
該國王雖近?；模跁r勢大局似尚明曉。（清朝官員李鴻章 評）
我們看到翼宗的真像如此，可知他并非一個肥碩魁梧之人，也不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是一個兇殘暴虐的帝王。只因他是在一個艱難困苦的時代當政的皇帝，那時國內多事，而輔佐他的人，雖然有清廉如張登桂、武仲平，忠烈如潘清簡、阮知方、黃耀者，但這些人都是舊式人物，不諳曉新的時勢。況且當時國勢太弱，縱有改革維新之想，也來不及了，所以諸事全都搞糟了?；实鄄⒎遣幌胗兴母?。只因皇帝居于深宮內殿，對時事不能詳知，惟以各官為耳目，而各官知之者少，不知者多。無論如何翼宗也難于擺脫他對國家所犯下的錯誤，然而更準確地來看，則知當時廷臣的過錯，亦可謂不小。（越南右翼學者陳仲金 評）
嗣德皇帝對人民憤激的輿論卻充耳不聞，舉棋不定。實質上已經做了投降的準備，就是說與敵人（指法國）簽訂和約。他們（指嗣德帝為首的阮朝皇室）企圖與外來的侵略者勾結起來鎮壓國內的敵人，但結果適得其反，國內敵人并沒有被鎮壓倒，反而使外來的侵略者有隙可乘，插手干涉，終于釀成亡國慘禍。歷史將世世代代地譴責他們。（越南左翼學者陳輝燎 評）
這位飽讀圣賢書的皇帝，曾企圖通過談判、外交手段、公論來說服侵略者退還占領地。可惜，他過于自信，相信良好的信念是中外如一的，結果談判惹來更大的損失，他顯然未學會談判的最高原則“見好就收”的策略。如果他愿意接受潘清簡與何巴理草簽的《續約》，越、法關系便可改寫，也許東亞歷史的發展又可能是另一面相。嗣德帝并不是昏庸無知的統治者，他是一位好學而有強烈自信的皇帝。在這大時代的轉變當中，弱勢的東亞傳統政權，正一波接一波的面對入侵與現代化的壓力。嗣德帝企圖適應，接受考驗，并努力學習，為了保衛祖宗留下的國家與人民，當然還會付出更多更大的代價。（中國臺灣學者鄭永常 評）
嗣德帝作為王朝的君主，學識淵博，篤信儒教。他一方面堅持正統性，一方面缺乏必要的順應性，可以說是這種雙重特性的象征。他不僅是象征，而且還對這個國家未來歷史所產生的后果負有首要責任。（日本學者坪井善明 評）
阮福時帝相貌儒雅，倡行節儉，性情和善，待母甚孝。性好學，書法工整，繼位時年方十九，但已博古通今，頗有學問，可以說是阮朝最為博學的一位君主。（嚴明 評）
自從辛亥年后，洋人來犯、與我惹事/可是皇上朝廷，冥頑不化、自以為是/今我國亡家殘，也因這些、昏君庸官。（胡志明 評）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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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西大元帥.豆瓣電影.2024-06-09
鳳扣.豆瓣電影.2024-06-09
L?ch s? n??c ta.Thivien.2025-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