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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平山（1886年9月1日-1956年4月2日），原名譚鳴謙，又名譚彥祥，字誠齋，號聘三、誠齊，廣東高明（今佛山市高明區）人，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愛國主義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家。

1917年，譚平山和譚植棠、陳公博、區聲白等一批廣東青年考上北京大學。1921年1月，在陳獨秀的指導下，經過譚平山等人的共同努力，廣東共產主義小組正式成立。同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12月24日，孫中山委任譚平山等九人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1927年，他參與組織策劃"八一"南昌起義。1943年，他與陳銘樞、楊杰、王昆侖等組織“民主同志座談會”，1944年正式定名為“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1947年，他領導“民聯”開展革命活動，并與李濟深、蔡廷鍇等商議，決定聯合國民黨內反蔣民主派別，共同發起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9年2月25日，譚平山與沈鈞儒、李濟深等從沈陽乘火車抵達北京，受到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的親切接見，并當選為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9月21日，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召開，譚平山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委員及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1949年10月1日，譚平山隨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登上莊嚴的天安門城樓，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此后，譚平山還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56年3月，他被推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副主席。1956年4月2日，譚平山在北京病逝。

譚平山曾在《政衡》上先后發表了《誰是制造社會革命的工人》《中國政黨問題及今后組織政黨的方針》《我之改造農村之主張》等文章。他是中國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早期知識分子之一，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著名政治活動家之一，是中國共產黨廣東組織的主要創建者，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重要創始人之一。譚平山還是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廣東共產黨組織的創建人之一，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重要人物。他的一生做了許多有益于共產黨和人民的事，他是一位對中國革命有過貢獻的民主革命家和愛國主義者。

人物生平

青少年時代

1886年9月1日，譚平山出生于廣東高明縣新元村一個貧寒的縫紉匠家庭。他的父親譚恢世，原是高要縣大樂棠村人，幼年逃荒到高明縣，被一寡婦收養為子，曾替人當伙計，還做過貨郎，走村串巷擺賣絨線；后來在明城南街開設“和生”小布店，除賣些絨線外，也代人裁縫衣服。母親李氏則在家中為人縫補衣服，以增加家庭經濟收入。

他的父親為改變家庭的下層社會地位，堅持讓譚平山上學堂念書，希望他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但父親病逝后，因家庭生活困難，譚平山被迫停學，到明城教了幾年私塾，以彌補家庭經濟缺口。他一邊教書，一邊堅持學習。后來，兄長為成全他的學業，曾將店鋪及家中部分財產典當，向族中“祖嘗”（族產）借了不少銀兩，供譚平山繼續讀書。

在兄長的支持下，譚平山得以繼續求學。他為人聰慧，勤勉好學，記憶力強，成績常列前茅。讀完廣肇羅中學后，他又以優異成績考上當時廣州有名的兩廣優級師范本科，成為這所學校的工讀生。

在廣州讀書期間，譚平山深受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響，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對封建社會制度充滿仇恨。四年學習結業后，他到雷州中學擔任數學教員，后來又升任校長。

組織中共廣東黨組織

1917年，譚平山和譚植棠、陳公博、區聲白等一幫廣東青年考上北京大學。此時，俄國爆發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譚平山看見了新世紀的曙光，煥發出蟄伏的戰斗熱情。尤其是在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志影響下，譚平山同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發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雜志，宣傳新文化思想。

1919年，在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帝國主義者強將德國在我國山東半島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消息傳到北京城，群情激憤，久已蘊藏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反帝怒火，像火山一樣爆發。5月4日，譚平山和同學們手執“拒絕和約”“還我青島”“嚴懲賣國賊”等標語小旗，與北京十幾所?？埔陨蠈W校約三千人舉行示威游行，還痛打了駐日公使章宗祥，放火燒了趙家樓，因而被反動軍警逮捕。5月7日，在全國人民的斗爭下，北洋軍閥政府被迫釋放了被捕學生。

五四運動如火如荼的斗爭，進一步激發了譚平山的愛國熱情。他和譚植棠、陳公博等人創辦了《政衡》，明確提出“政治——主根本的革新；社會——主根本的改造；各種問題——主根本的解決”。譚平山在《政衡》上先后發表《誰是制造社會革命的工人》《中國政黨問題及今后組織政黨的方針》《我之改造農村之主張》等理論文章，這些理論觀點，反映了譚平山正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化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者。

1920年夏天，譚平山和譚植棠、陳公博、陳達材等人大學畢業后回到廣州。他和譚植棠、陳公博于1920年10月20日創辦了《廣東群報》，并利用這個刊物繼續宣傳“五四”革命精神，介紹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促進廣東革命群眾運動的開展。當時的《廣東群報》被譽為“中國南部文化運動的總樞紐，是介紹世界勞動消息的總機關，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底下奮斗的一個孤獨子，是廣東十年來惡濁沉霾空氣里面的一線曙光”。

1920年8月，譚平山在廣州發起建立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12月，陳獨秀被陳炯明聘請為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接受聘請南來，主要是為宣傳馬列主義、傳播科學與民主等新思潮，并創建廣東共產黨組織。譚平山當即與譚植棠、陳公博登門拜訪，討論建立廣東共產黨組織的問題。

廣東在建立黨組織的過程中，和全國各地一樣，都與無政府主義展開了一場尖銳的斗爭。譚平山經常深入到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較深的理發工會工人中，批判無政府主義的各種謬論，鼓動工人加強團結、共同戰斗，推翻舊世界、建立革命政權。譚平山還征得陳獨秀同意，在《新青年》（這時《新青年》已遷到廣州）雜志第九卷第四號上，開辟了《論無政府主義》專欄，公開批判無政府主義的反動思想。

1921年1月，在陳獨秀的指導下，經過譚平山等人的共同努力，廣東共產主義小組正式成立。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陳公博作為廣東代表出席了大會。同年11月，中共中央通知各地成立“區執行委員會”，譚平山被指定為廣東區執行委員會書記，兼任中國勞動組合部廣州分部主任，負責指導南方的工人運動。

1922年3月，譚平山參加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5月1日，譚平山和鄧中夏、張國燾、林偉民、史文彬等人在廣州出席第一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5月5日，又出席在廣州召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在廣州叛變，炮轟孫中山總統府。陳公博等人沒有認真執行中共中央關于“聯孫反陳”的決定，依然與陳炯明保持聯系。黨中央嚴厲批評他們“在對待陳炯明的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還派張國燾、張太雷來廣州傳達黨中央的指示，命令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離開廣州。由于陳公博和譚植棠不執行上級決定，被開除黨籍；劉爾崧受到黨內嚴重警告。此時，譚平山離開廣東，到北京警監學校工作，中共廣東黨組織的工作由馮菊坡主持。直到1922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西湖會議”決定實行國共合作，黨中央才決定讓譚平山回廣東工作。

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

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這次會議鄭重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確定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譚平山出席了這次代表大會，被推選為中共中央執行委員和政治局委員。

1923年9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從廣州遷回上海，譚平山被委派為駐粵委員。10月，黨中央決定派他作為我黨代表，參加國民黨改組的籌備工作。

1923年12月24日，孫中山委任廖仲愷、譚平山等九人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負責籌備改組工作。

譚平山以臨時中央委員身份承擔了相當繁重的組織工作，先后參加了二十八次會議。他和謝英伯、陳樹人、林黃卷負責出版《國民黨周刊》，還擔任臨時中央的書記工作。除此之外，他根據臨時執委關于在廣州、上海兩地進行改組試點的決議，于11月上旬首先在廣州區推進改組試點，對國民黨黨員進行重新登記，并總結經驗，在《國民黨周刊》發表《國民黨改組中應該注意諸點》一文，受到孫中山先生的贊賞。下旬，譚平山又同廖仲愷抵達上海，與北方各省區支部討論改組工作及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事宜。譚平山運用廣州區改組的試點經驗指導上海的改組工作，亦取得明顯效果。在廖仲愷、譚平山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黨上海本部被改組為駐滬執行部。

這時，孫中山要求加速國民黨改組步伐。譚平山和謝英伯、楊庶堪在負責起草《中國國民黨黨綱草案》的過程中，為更好體現孫中山的改組原則和革命精神，在廖仲愷的積極支持與配合下，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奮戰，終于在較短時間內完成草案。由于草案采用論文式寫法，一些優秀的具體主張未以條文形式列出，在國民黨“一大”前夕，李大釗面見孫中山時，認為譚平山等人起草的黨綱內容良好，建議修改為宣言形式，以便掌握和宣傳。孫中山采納這一意見，立即囑咐胡漢民、李大釗會同原起草人譚平山和廖仲愷，參考民國十二年《中國國民黨政綱》，修改成后來在國民黨“一大”上通過的宣言。

鑒于譚平山在籌備國民黨改組中的重要作用，孫中山在商定國民黨“一大”代表名單時，專門指定譚平山為廣州特別區出席大會的代表。1924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臨時特別會議，決定由李大釗、譚平山、瞿秋白等人組成指導小組，指導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共黨員。

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親自主持開幕式。21日上午，譚平山向大會作《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孫中山及代表們均對報告表示滿意。大會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承認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通過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黨章，選舉產生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譚平山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擔任中央組織部長，并主持中央秘書處日常事務工作。

譚平山以組織部長身份物色革命人才、發展進步勢力。他先后選拔和推薦共產黨員楊匏安任組織部秘書，彭湃、羅綺園任農民部秘書，馮菊坡、劉爾崧任工人部秘書，高恬波任婦女部秘書等。

1924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譚平山為國民黨黨團書記。這樣，他既參與國民黨黨、政、軍各方面領導活動，又負責統一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在國民黨內的言行步調。

國共合作形成后，以工農為中心的革命群眾運動蓬勃發展。此時，反動的廣州商團在帝國主義支持下，氣焰十分囂張。10月10日，廣州人民為紀念武昌起義十三周年舉行游行時，商團竟開槍屠殺游行群眾，造成數十人死傷；還構筑炮臺封鎖市面，遍貼“驅逐孫文”“打倒孫政府”等反動標語，并四處捕人，發動武力暴亂。當時孫中山正在韶關籌劃北伐，獲悉消息后，立即指示在廣州成立革命委員會，自任會長，委派廖仲愷、蔣介石、譚平山等六人為全權委員，任命鮑羅廷為顧問，負責處理商團問題；同時從韶關抽調警衛軍及湘、粵軍一部回師廣州平亂；隨后又再三電令蔣介石“堅決鎮壓商團叛亂”“必盡滅省中之奸兵奸商，以維持革命之地盤”。10月14日，孫中山以大元帥名義電令駐廣州各軍，迅速“收繳商團槍械”。15日凌晨，在工農群眾積極支持下，政府軍分五路向商團軍發起總攻擊，僅經幾小時戰斗，帝國主義支持的廣州商團叛亂即被平定，廣東革命政府轉危為安。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譚平山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1925年2月4日，許崇智任總司令，統率粵軍和黃埔學生軍發起第一次東征，討伐陳炯明叛軍。譚平山同蘇聯顧問加倫將軍一起，隨同許崇智指揮東征。東征軍英勇作戰、銳不可當，一個多月便將叛軍擊潰，取得大勝。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在北京不幸逝世。國民黨內部反動分子趁機破壞國共合作、分裂革命隊伍。譚平山團結左派力量，于4月9日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決定整頓黨紀。中央監察委員會決議，對馮自由、馬素、江偉藩等在北京成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的非法活動進行處理，決定開除他們的黨籍。譚平山遵照孫中山遺囑，堅定貫徹三大政策。他在5月2日發表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之國民黨》一文中，無情揭露馮自由、馬超俊等國民黨右派分子的各種陰謀破壞活動，指出：“真正為國民革命而奮斗的國民黨員，深知黨內不乏反革命分子，深知這種勾結帝國主義及軍閥以達個人升官發財為目的的反革命分子，始終不是真正的國民黨員。這樣假冒招牌的國民黨員一日不肅清，黨內的紀律一日不能整齊，黨內的革命方略一日不能施行。”并提醒“全國人民要清楚認清國民黨中誰是革命派，更要認清國民黨員中的意見哪種是革命派的主張、哪種是反革命派的主張”。

1925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廣州、北京兩地分別設立臨時委員會，廣州臨時委員會由譚平山和周恩來、羅亦農、陳延年、鮑羅廷組成，負責處理緊急事宜。

1925年12月20日，在國民黨“二大”召開前夕，譚平山在廣東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上作《中國國民黨全國黨務概況》報告。他告訴與會代表，通過國共合作，國民黨總體情況是“黨的政策發生了效力”；一年多來民眾運動日益進步，根源在于黨的活動已逐漸深入群眾、成為群眾的領導。他根據全國黨務工作存在的問題，要求今后從不足處設法補救：首先要加強黨的紀律，他說：“如黨無紀律，只能成為烏合之眾，不能成為黨……黨員的行動應絕對服從黨的指揮，在黨的政策未決定前，不得胡亂公開發表個人意見；黨的政策決定后，更應努力實行?！逼浯我訌娬卫碚搶W習，提高黨員學習興趣；再次要健全各級組織，“革命的政黨如同一架機器，機器有一小部分不健全，便會導致全部機器無法使用。我們同志一方面要確保自身健全，同時要監督其他同志避免不健全”。報告中，除總結宣傳、工、農、青、婦運動外，還特別對商人作了客觀分析：“以前許多同志或認為商人是革命的領導者，或認為商人不革命。但從實際觀察與兩三年經驗來看，中國的商人實為國民革命群眾之一。原因是許多小商人受軍閥剝削、戰爭損失，所承受的痛苦與農工無異；且他們直接受軍閥壓迫，間接又受買辦階級壟斷剝削，在買辦階級壓榨中求生，他們對生活改良的要求，即是革命的要求?！?/p>

1926年1月1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譚平山為大會召開做了大量組織準備工作，會前建議由吳玉章擔任大會秘書長。4日，譚平山向大會報告代表資格審查經過，隨后當選為七人主席團成員。7日，譚平山又向大會作《黨務總報告》，全面分析和總結國民黨改組以來全國的黨務工作。16日，大會再次選舉譚平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并任命他為中央組織部長兼秘書長等職。

1926年2月21日，譚平山和陳延年到北京參加中共中央特別會議。期間，蔣介石于3月20日在廣州制造中山艦事件。由于陳獨秀的右傾退讓，反動分子氣焰更加囂張。4月29日，譚平山和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從北京回到廣州時，右派勢力已占據上風。5月16日，國民黨召開二屆二中全會，通過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人不得占中央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中央各部長不得由共產黨人擔任。會上，譚平山作《關于南北政治的報告》，盡管他多方努力反對蔣介石的分裂陰謀，但局面已無法挽回。譚平山只好離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和秘書處，仍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身份開展各項活動。

出席共產國際會議

1926年7月下旬，譚平山在上海參加中共第四屆第二次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后，返回廣州。此前，國民黨在第二屆二中全會上通過《國共兩黨聯席會議組織大綱》，規定其任務是審查跨黨分子違背紀律及兩黨黨員糾紛問題，并協商處理兩黨相關的各類重要事件。國民黨方面參加聯席會議的正式代表為蔣介石、譚延闿、吳敬恒、顧孟余，同時建議共產黨方面推舉三名代表參會。因此，譚平山遵照黨的指示，同瞿秋白、張國燾參加了8月20日在廣州召開的國共兩黨聯席會議。

此時，共產國際來電，要求國共雙方各派一名代表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中共中央決定由譚平山作為中共代表參會，國民黨出席該會議的代表為邵力子。1926年10月底，譚平山與邵力子從廣東動身，取道海參崴前往蘇聯。

1926年11月23日，克里姆林宮會議大廳座無虛席，譚平山向大會致賀詞，懇請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執委會深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制定更貼合實際的決議。隨后，邵力子也作了簡短發言。

共產國際第七次全會的核心議程是聽取布哈林、斯大林、譚平山、羅易的報告。11月29日的第十二次會議上，譚平山向全會提交了長篇書面報告，并作口頭補充說明。12月2日，他在第十三次會議上又以《結束語》為題發言，指出：“中國資產階級軟弱無力，政治立場搖擺不定，因而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支持與信任；無產階級雖也存在一定軟弱性，但力量更為集中。因此，中國民族革命只有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下，才能取得勝利?！彼麖娬{，要確保民族革命勝利，需及時解決土地問題，并提出明確要求：政治上，應讓農民參與地方管理、武裝農民隊伍；經濟上，需著力解決捐稅問題，制止高利貸者對農民的剝削。譚平山的這番分析，符合當時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

1926年11月15日的第二十七次會議上，譚平山當選為共產國際中國委員會主席，印度共產黨代表羅易也入選該委員會。譚平山代表中國委員會作報告時指出，委員會重新精準評估了中國的階級力量，確認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是中國民族革命的動力；當前革命雖屬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但領導權應歸屬無產階級，廣大農民是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者。最后，他懇切請求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給予比以往更切實的指導，關注并更積極地支持中國革命運動。

1927年2月，共產國際遵照斯大林關于加強中國革命指導的指示，決定增派印度代表羅易赴華。當時邵力子需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出席共產國際主辦的反帝大同盟會議。于是，譚平山與羅易離開蘇聯，經海參崴抵達上海，隨后乘船前往廣州。

1927年3月初，譚平山、羅易抵達廣州。此時國民政府已隨北伐勝利推進遷往武漢，譚平山在廣州逗留三個多星期后，才動身赴漢口。3月7日，國民黨中央在武漢召開二屆三中全會，譚平山未能及時趕到參會，但大會仍選舉他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政治委員兼農政部長。4月8日，譚平山以新當選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身份，參加武漢國民黨中央擴大會議。大會通過《為應付目前嚴重時局，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往南京案》。

在武漢國民政府任職

1927年4月27日，譚平山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被推舉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他向大會傳達了共產國際第七次執委會關于中國革命的指示精神，隨后與林伯渠討論農民運動問題，并赴武漢鄉村考察，將情況電告斯大林。不久，斯大林復電要求反對農民運動中的過火行為。

1927年5月26日，譚平山以武漢國民政府農政部名義發布布告指出：“農民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國民革命主要目的之一在乎扶助農民以求解放。”但布告同時強調：“本部職司農政，實負有領導農民、誘導農民之責任，對于農民一切幼稚舉動應加以糾正，而對于超出正軌、妨礙大多數農民利益者，更不得不加以制裁”。

自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武漢政府方面，唐生智部下何鍵與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于湖南長沙制造“馬日事變”。譚平山與鮑羅廷、陳公博、譚延闿開會研究對策，決定由譚平山牽頭，組成國民黨中央查辦代表團赴湘（成員包括鮑羅廷、彭澤湘、陳公博及唐生智代表周整山、鄧介松）。5月25日，譚平山從徐家棚乘火車出發，深夜1時抵達岳州（今岳陽）。當地駐軍第一師副師長兼一團團長周磐假意設宴款待，一面密電長沙張翼鵬。張翼鵬與仇鰲、彭國鈞、許克祥等人商議后成立“清共委員會”，急電周磐將譚平山就地槍決。周磐因忌憚兩湖革命形勢，未敢執行，將電報出示譚平山。譚平山等人遂連夜返回武漢。

1927年6月13日，譚平山與譚延闿、鄧演達、毛澤東、陸沈等人以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名義發布《全國農協最近之訓令》，揭露“馬日事變”真相，請求武漢國民政府明令制止許克祥等人的屠殺行為。然而，汪精衛集團反共行徑愈演愈烈，國民黨召開中央會議不再通知共產黨人參加，并以中央政治委員會名義要求共產黨員脫離國民黨、禁止以國民黨名義活動。

1927年7月13日，譚平山與蘇兆征遵照鮑羅廷指示，辭去農政部長、勞工部長職務，聯名發表《譚平山、蘇兆征辭職書》。

策劃"八一"南昌起義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集團在武漢公開背叛革命，標志著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7月16日，中共中央提出利用葉挺、賀龍部隊發動暴動，以對抗蔣、汪反革命勢力。7月19日，譚平山與李立三趕赴江西九江，主持召開座談會（參會者包括李立三、鄧中夏、瞿秋白等）。會議決定：軍事上集中力量于南昌，爭取第二十軍與我黨協同行動，解決南昌城內第三、六、九軍武裝；政治上反對武漢、南京政府，建立新的革命政權。會后，譚平山前往第二十軍軍部與賀龍面談，賀龍明確表示支持起義。

1927年7月27日，周恩來抵達南昌，成立以他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成員包括譚平山、李立三、吳玉章、林伯渠、彭湃、惲代英等。前委擴大會議初步確定起義時間。7月29日，張國燾以中央代表名義從九江連發兩封密電，要求“暴動需慎重”“候他到再決定”。30日，張國燾趕到南昌，前委即召開了緊急會議，張國燾提出起義需征得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同意，方能進行。由于張國燾的阻撓，起義未能按期舉行。31晨，繼續開會討論起義問題，在辯論中，周恩來非常生氣地拍著桌子，責問張國泰說：“國際代表及中央給我的任務是叫我來主持這次暴動，你的意見與中央派我來的意見不符"。譚平山主張不管什么人的指示，事到如今一定要暴動，于是便和張國燾在會上大吵起來，并指著張國燾的鼻子大罵他一頓。前委經過兩天激烈討論，終于否決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決定舉行起義。8月1日凌晨2時，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南昌武裝起義爆發了。戰斗至六時，起義軍完全控制了整個南昌。上午九時，譚平山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身份，在南昌原省政府西花廳召集了有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參加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各省區特別黨部和海外黨部代表聯席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并由宋慶齡、譚平山、惲代英、賀龍、郭沫若、鄧演達、張發奎七人組成主席團。因部分成員缺席，譚平山代行主席職權。8月5日，譚平山隨起義軍南下，途經瑞金時，作為賀龍入黨介紹人，主持其入黨儀式。

起義軍在潮汕地區遭強敵圍追，主力潰敗。譚平山轉移至香港后，多次請求赴莫斯科學習未果。1927年11月，其被開除黨籍。周恩來后來評價：“這個處分是不完全妥當的。”

迎接新中國誕生

譚平山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像一條在大海中航行卻失去指南針的小船一樣”。但他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與自由、反對蔣介石統治的決心始終堅定。1928年初，他從港澳返回上海尋找黨組織，才得知自己已被開除黨籍，從此無法再參加黨的任何工作，成為黨外人士。

此時，不少國民黨左派和部分失去組織關系的共產黨員云集上海。譚平山等人決定以孫中山曾使用過的“中華革命黨”旗幟，號召全國革命群眾反對蔣介石，由鄧初民等負責起草政綱，出版《思潮》《燈塔》周刊開展宣傳活動。

1930年春，譚平山與回國不久的鄧演達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又稱“第三黨”），并于8月在上海召開有十個省區代表參加的會議，通過綱領性文件《政治主張》，創辦《革命行動》月刊，選出中央干事會。

1933年11月，李濟深、蔡廷鍇等在福建成立反蔣的“福建人民政府”。譚平山雖未赴閩，卻積極支持該政府活動，推動李、蔡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后，譚平山退出第三黨，但仍堅持反蔣斗爭。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后步步進逼，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發表著名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號召各黨派聯合一致抗日。顛沛流離、東躲西避的譚平山積極響應宣言號召，不顧個人安危前往武漢，參與各類抗日救國活動。

譚平山在武漢的出現引發社會關注，鑒于他的過往地位與影響，各方政治勢力紛紛爭取他。叛徒張國燾得知消息后，千方百計想與他見面，遭譚平山拒絕；剛被蔣介石釋放出獄的陳獨秀也抵達武漢，譚平山在漢口南京飯店與他會面，因政治觀點分歧不歡而散。

不久，譚平山參加了蔣介石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恢復國民黨黨籍，被任命為國民黨武漢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指導委員、設計委員（周恩來時任該部副部長）；國民參政會成立后，他連續擔任歷屆參政員。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蔣介石政府遷往重慶，譚平山隨行前往。此時，他已察覺蔣介石正將重點由抗日逐漸轉向反共反人民——尤其是1939年1月國民黨五中全會確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針，取消了抗日初期共產黨及其他民主黨派爭得的部分民主權利，譚平山終于看穿蔣介石“抗日救國”的虛偽面目。此后，他與中國共產黨及其他進步民主人士的交往日益頻繁。

中國共產黨注意到譚平山的思想正轉向人民革命。1939年冬，譚平山參與國民參政會斗爭期間，周恩來、董必武常到他家拜訪，關心他的思想、工作與生活，及時傳達我黨對形勢的判斷、方針政策，最終促使他下定決心前往延安解放區，請求黨重新審查考驗自己，希望早日回到黨的懷抱。周恩來建議他留在國民黨統治區活動，認為這樣更能發揮作用，譚平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安排。

1941年初，譚平山得知中國共產黨拒絕出席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也毅然拒絕參會，并特地將家從重慶遷至成都居住。1942年返回重慶后，他于1943年初與陳銘樞、楊杰、王昆侖等組織“民主同志座談會”，1944年正式定名為“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11月，“民聯”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特園召開，通過綱領與章程，譚平山當選為五人常委之一。

1946年秋，譚平山從重慶回到上海，對蔣介石賣國、獨裁的真面目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堅決拒絕參與國民黨的一切活動，持續揭露其反革命陰謀。蔣介石因此想方設法欲加害于他，譚平山在各方人士規勸下，于1947年四五月間離開上海前往香港。當時，不少民主人士相繼抵達香港，譚平山繼續高舉反蔣旗幟，領導“民聯”開展革命活動，并與李濟深、蔡廷鍇等商議，決定聯合國民黨內反蔣民主派別，共同發起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參與者包括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李章達、馮玉祥等人。

1948年元旦，譚平山當選為民革中央領導成員。5月1日，中國共產黨號召召開新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譚平山堅決擁護這一主張。9月13日，他化裝成商人乘船離開香港，30日抵達哈爾濱。中共中央立即指派李富春等人拜訪譚平山、蔡廷鍇等，共同商討新政協籌備會的性質、任務及代表名額分配等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并簽署協議。

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主席代表中共中央發表《關于時局的聲明》。22日，譚平山等55人聯合署名發表《對時局的意見》，堅決支持并熱烈擁護毛澤東的聲明，表示愿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與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推翻南京獨裁政府，將革命進行到底。26日，譚平山參加中共東北中央局、東北政委會、東北軍區及東北各界人民代表舉行的歡迎愛國民主人士大會。2月1日，他與其他人聯名致電毛澤東、朱德，慶祝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

1949年2月25日，譚平山與沈鈞儒、李濟深等從沈陽乘火車抵達北京，受到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的親切接見，并當選為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

1949年4月3日，譚平山等與毛澤東發表聯合聲明，反對美、英、法等12國政府簽署《北大西洋公約》。6月15日，他在北京參加新政協籌備會議。經過三個月緊張籌備，9月21日，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召開，譚平山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委員及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

1949年10月1日，譚平山隨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登上莊嚴的天安門城樓，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親眼見證毛澤東主席升起新中國第一面鮮艷的五星紅旗。

此后，譚平山還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56年3月，他被推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副主席。

人物去世

1956年4月2日，譚平山在北京病逝。

人物作品

譚平山在《政衡》上先后發表了《誰是制造社會革命的工人》《中國政黨問題及今后組織政黨的方針》《我之改造農村之主張》等文章。

家庭關系

后世紀念

譚平山故居位于高明區明城鎮明陽村委會七社村，始建于清朝，是繼廖仲愷何香凝紀念館和蔡廷鍇故居后，廣東省第三個民革黨史教育基地。

三譚（譚平山、譚植棠、譚天度）革命事跡展覽館位于高明區明城鎮明七路325-6號。三譚革命事跡展覽館于1997年12月被中共佛山市委、佛山市人民政府公布為佛山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14年12月被公布為廣東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17年6月被公布為佛山市黨員教育基地，2013年12月被公布為廣東省中共黨史教育基地，2021年7月被公布為佛山市中共黨史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