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1911年1月15日-1977年2月7日），原名徐茂榮，浙江上虞下管人。早年參加大革命運動。后到上海，與魯迅相識。1933年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任常委、宣傳部長、書記。1938年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教科長，晉魯冀魯豫邊區文聯主任、冀察熱遼聯大校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共武漢大學黨委書記、副校長，中南文化部副部長、教育部副部長等職。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著有《徐懋庸雜文集》、《徐懋庸回憶錄》等。
人物生平
民國10年（1921年）小學畢業后，因家貧輟學，隨父去山區販賣和修理紗篩。民國11年后教了四年小學。民國15年參加第一次大革命，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上虞縣國民黨黨部宣傳部任干事，負責編輯黨報《南針報》?！八摹ひ欢狈锤锩兒螅瑘猿志庉嬌l地下刊物《石榴報》，被國民黨政府通緝，逃亡上海，考入半工半讀的勞動大學。民國19年結束，回到浙江臨海縣回浦中學任教，到民國21年底。其間在上海《東方雜志》上發表了從日文翻譯的印度愛國女詩人奈都夫人的文章，從法文翻譯了羅曼·羅蘭的《托爾斯泰傳》。
民國22年初到上海，將《托爾斯泰傳》書稿交華通書局出版。這年夏天，開始向“左聯”支持的《申報》副刊《自由談》投稿，受到《自由談》編者黎烈文的重視，成了該報的經常撰稿者，并因此同魯迅相識。他多年來讀魯迅的作品，其雜文的風格、筆法與魯迅有些相似，以至有些人以為“徐懋庸”是魯迅的新筆名，并以“雜文家”出了名。
9月，翻譯的《托爾斯泰傳》由上海華通書局出版后，他寄了一本給魯迅，并提出書中兩個用拉丁字拼音的日本人名的漢字寫法。魯迅收到后，當夜作復，對他沒有問到的人名，也給了指示。過了兩天，魯迅又相繼給他兩封信，更正前一信中答復的一個錯誤，并指出一句譯文中的錯誤。此后，他經常與魯迅先生通信，請教一些問題，直到“左聯”解散為止。同年出版傳記著作《羅斯?！?、《甘地》（均由上海新生命中書局出版）。
民國23年上半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同年夏天，編輯了三、四期《新秋語》半月刊。秋天，參加“左聯”常委工作，并負責同魯迅聯手。民國24年春天，任“左聯”常委、秘書長，同年出版雜文集《打雜集》（生活書店）、《徐懋庸小品文選》（天馬書店）、傳記《蕭伯納》（天明書店）。民國25年8月1日因左聯解散及兩個口號論爭問題，寫信給魯迅，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魯迅接到信后，發表了《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同年出版雜文集《街頭文談》（光明書店）、文藝理論著作《文藝思潮小史》（開明書店）、《怎樣從事文藝修養》（三江書店）。民國26年由上海千秋出版社出版雜文集《不驚人集》。1935年至1936年先后出版譯作《伊特勒共和國》（中篇小說，俄國拉甫萊涅夫著，生活書店）、《小鬼》（小說，蘇聯梭羅左勃著，生活書店）、《從一個人看一個世界》（蘇聯革命史，蘇聯巴比塞著，上海大陸書社）。
民國27年到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歷任抗日軍政大學教員、政教科長、晉冀魯豫邊區文聯主任，主編《華北文化》。解放戰爭時期，歷任冀察熱遼聯合大學副校長、第四野戰軍南大工作團第三團政委。
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武漢大學黨委書記、副校長，中南文化部與教育部的副部長。50年代初出版《魯迅——偉大的思想家與偉大的革命家》（中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工人階級與共產黨》（中南人民出版社，1952年）等著作。1956年至1957年間寫雜文100多篇，結集為雜文集《打雜新集》。1957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后改正。1957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1963年出版譯作《辯證理性批判》（法國薩特爾原著，商務印書館）、《人的遠景》（法國加羅幕原著，三聯書店出版）等著作。1977年病逝于南京。
爭論
徐懋庸在左翼作家聯盟時，于1936年8月就“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爭論等問題，寫信給魯迅。魯迅接信后發表了《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駁斥了徐懋庸。為要弄清是非，徐懋庸于1938年3月到達延安。5月中旬之末，徐懋庸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請求接見。毛澤東第二天就復信徐懋庸，說愿意同他一談，末尾說，不要急，問題總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又過了一天，毛澤東派秘書和培元、華民來找徐懋庸，一般地了解了“左聯”的情況。
毛澤東的秘書華民來把徐懋庸帶到北門內鳳凰山麓毛澤東住的窯洞里。毛澤東剛剛午睡起床，披了一件舊棉襖，讓徐懋庸隔著辦公桌，和他對面而坐。毛澤東讓徐懋庸吸煙，徐說不會吸，毛澤東笑笑說：“搞文藝的人不吸煙的可不多嘛?！比缓笳f：“現在就談談吧?！毙祉瓜群唵蔚刂v了自己的履歷，然后把他所知道的“左聯”的情況，“左聯”解散的過程，兩個口號的爭論，他給魯迅的信，魯迅的那篇駁斥他的文章，以及事后上海的輿論對他的態度，他來延安要求弄清是非的決心，詳細談了一下。大概講了一個半鐘頭。毛澤東十分認真地聽著。毛澤東把徐懋庸的話全部聽完以后，就兩個口號的爭論問題，談了以下內容：
“關于兩個口號的爭論的問題，周揚同志他們來延安以后，我們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聽了你們所談的，有些情況使我們更清楚一些，具體一些?！?/p>
“我認為，首先應當肯定，這次爭論的性質，是革命陣營內部的爭論，不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爭論。你們這邊不是反革命，魯迅那邊也不是的?！?/p>
“這個爭論，是在路線政策轉變關頭發生的。從內戰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個重大的轉變。在這樣的轉變過程中，由于革命陣營內部理論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認識有分歧，就要發生爭論，這是不可避免的。其實，何嘗只有你們在爭論呢？我們在延安，也爭論得激烈。不過你們是動筆的，一爭爭到報紙上去，就弄得通國皆知。我們是躲在山溝里爭論，所以外面不知道罷了。”
參考資料 >
徐懋庸（1911～1977）.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2022-07-25